中国汉语叙事,还有多少可能性？

2011年11月01日 10:30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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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能把握可以凝注在某一刻的状态。如果我们不是从现实主义的“写实”要求来理解细节，而是从叙事上理解细节的话，贾平凹的这部小说有值得我们探讨阐释的地方。

孙：这样的分析我很同意。但我仍然觉得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虽然此次得奖，但从叙事学考量，它并没有显示多少独特性。虽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作家和普通大众最具共鸣性的一部作品。另外，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没有入选或者进入激烈的讨论、争议层面，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费：《我与父辈》其实开始时也不在我个人重点推举之列，但评委对这部作品的阐释还是打动了我。比如南帆说，文学在今天不仅要看作家想怎么说，还要看作家要说什么，这其实亦在叙事上的范畴之内。这说明另一个问题，评委对于叙事的强调、侧重点，可能还是彼此有差别，我觉得我不能太褊狭己见。

另外，实际上这次评选采取的是提名制，因为受到提名的限制，四部作品也并非每部都充分体现我们在叙事上对作品的要求。比如也有人说，骆以军的作品更好，但是它并没有被提名,也就无法进入评奖序列 。

《巨流河》为什么没有入选？遗珠之憾及其他

孙：那么接下来说，《巨流河》为什么就没进入评委视野呢？为什么非虚构作品不是它？

费：《巨流河》从叙事性角度来说，要比阎连科的作品开阔，历史容量更大，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对历史大背景的叙述，对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基本沿用了一种共同认知，而缺乏她个人的独特视角。另外还有个原因也需要说明下，既然这个奖要强调叙事方面的可能性，而海外作家又只能有一位，选择了董启章，也就意味着不能选择齐邦媛。显然，董启章更能体现我们对好的作品叙事可能性的要求。

孙：那这次评奖还有什么作品虽然没评上，但还值得一说呢？

费：我个人觉得郭文斌的《农历》还是有特点的。但它遗憾的一点是由很多短篇组成。农历是中国对时间特有的解释，如果让我来写，我会充分从农历这一“中国时间”入手，展现这一特有的时间概念是怎样构成我们生活的。《农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有些可惜了。

孙：另外还有一个想法，是参加完颁奖典礼回来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面前的四部获奖作品，如果用卡尔维诺的轻与重来衡量，都偏向于重。董启章和宁肯的作品结构还很复杂。但是如果从叙事的角度来说，还应该有一种好的叙事，是轻的，不是轻飘的轻，而是轻灵而同样不缺乏内蕴的轻。

费：对，现代小说，是有像卡尔维诺那种把“轻”处理得非常好的叙事文本，但这次没有这样的作品呈现在我们面前，或者也有可能不在提名名单里。实际上关于汉语叙事，还有许多面这次没有涉及，但仍是不能忽视的，比如中国叙事的笔记传统。笔记也是宏大叙事之外的一种叙事，是一种小叙事，史景迁写张岱，就是依赖于这些笔记，重建了一个历史人物的个人史。小说如何重建在汉语环境中生存的中国人的个人史，这不仅是历史学的任务，也是叙事学的任务。回过头我们来说贾平凹的小说，为什么有那样的旨趣，这是和他的笔记功夫离不开的。他的散文随笔受笔记影响很大。其商州作品系列很容易上追中国笔记的历史脉络，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汉语叙事的可能性。

遗珠之憾任何奖都不能避免。但我们从叙事性角度为当代文学创立这个奖，就是希望通过评奖，对叙事做一个重新阐述。如果这种阐释比较成功，带来一些后续的效果，这个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接受评委陈晓明的建议，我们接下来着手做的是考虑成立施耐庵文学艺术研究院，以后评奖就由这个研究院承担，这次提名委员会当中的一些人，会请他们做施耐庵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常任研究员。他们的工作，既包括对已评出的作品进行总结和研讨，也要马上进入下面两年作品的阅读中去。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奖会长久下去，同时也希望完善这个奖的程序与环境。 孙小宁 F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