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语叙事,还有多少可能性？

2011年11月01日 10:30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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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理解叙事？

“我们是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作品，而不是从文体的角度看。”

问：看《施耐庵文学奖评选办法》，会觉得这个奖非常强调叙事，您作为这个奖的发起人，资深评论家，又是如何理解叙事这个概念的？

费：回到叙事学的原点谈叙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它们在源头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西方的叙事概念，最早起源历史叙述，所谓叙事是对历史的重述。而中国的叙事，最早也是建立在对历史写作上，它只是没有叙事这一概念。但是在中国的历史写作当中，实际上却也形成了中国叙事传统。最能代表中国叙事传统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把它拿过来和西方的关于历史叙事的作品放一起看，应该说在原点上是重合的，共通的。

不同的是，西方在其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过程中，通过叙事这一概念的反复讨论和研究，形成了他们丰富的叙事学理论，由此建立了叙事性写作实践的多种可能性，尤其到后来，西方历史叙事反过来向文学学习，这一趋势影响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西方的整个历史叙事学的重整。比如以前伏尔泰那批人，他们的历史观念是要求历史是一门学科，甚至是一门科学，但文学叙事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看法，或者说，颠覆了它，转而历史从文学那里学习到了新的叙事观念和叙事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叙事的可能性，历史写作重新确立了历史的可能性，历史不再是一种科学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它因为不同的叙事角度，不同的叙事主题，以及不同的叙事方式，以多种样貌呈现于我们眼前。这种新的方式，反过来又影响了文学写作。

回到中国这一方，尽管叙事的原点一样，但它对历史的叙事有一个中断，官方历史的写作者仅仅把历史作为事件的记录，这就损坏了《史记》开创的叙事传统。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也失去了以历史写作为支持的叙事理论建设的可能性。说简单点，中国没有自己的叙事观念。至于中国传统文学，最初是深受历史的影响。无论是通俗艺人说书，还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的话本小说的改创，“讲史”在其中都是主要创作。文学通过小说的方式接续起《史记》开创的传统，这中间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但问题是，由于缺少叙事的自觉，传统小说的叙事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直到现代小说发生，不得已将小说的叙事交给了西方的叙事理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盛行的叙事理论都是西方的理论，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所以今天“重提”叙事这一概念，是想把中国的叙事原点找出来，通过这样的找寻，激发起对叙事本身的探讨。

孙：不过您还同时强调了“在西方叙事参照下，建立与之并列的中国小说现代叙事”？

费：这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汉语小说，过去由于受到很多限制，尤其是历史思维的影响，并没有能够扩展汉语叙事传统。而西方小说一直在历史与文学两个之间不停在扩充着叙事的可能性。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史景迁，他就是把西方历史叙事的方式用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发现，他那种小叙事的方式其实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小说创作。包括他叙事的语调、角度，主题的寻找、旨趣等等。尽管以这样的写法进入历史，在西方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这种叙事方式，的确很容易打动中国当下的小说写作者对叙事的变革要求。董启章的这次获奖作品，他对于“物”的描述，会令人想到史景迁式的小叙事。我们不能说史景迁影响了他，但我想，这种西方文学与西方叙事学共同的东西，这位香港作家肯定已经敏感到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奖的评奖列项，并不是在评长篇小说、非虚构作品或长篇散文以及回忆录式的历史写作或长篇叙事诗等等，我们是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待作品评价作品，而不是从文体的角度。这不仅仅是个跨文体的问题，而是超出这些东西之上的文学上位观念。我们所有的评委之所以都认同这个超文体的“叙事”观点，就因为出于对这样一个文学“上位”观点的认同。

四部获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