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家山禁片史：拍不了文革武斗就拍政治讽刺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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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顽主》不仅仅是一个通常意义的娱乐片，虽然他往往被看作中国娱乐片的典范，其实它是一个和作者气质吻合的电影，具有强烈的作者个性的流露。一个作者电影的面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成立了。当然我们知道，作者电影最早并非我们理解的独立电影，而是从工业电影中分析出来的。无论如何，这个电影是导演主动选择、负责实现和体现了导演意志的，而且在当时的电影界具有某种完整的独特性。

这个过程在八十年代自然很不容易。《顽主》的小说不被峨影艺委会认同。但当时电影厂普遍遭遇经济危机，经济问题是最大问题，米家山主动要求和厂子签协议，必须给厂子返还50%的利润，否则自己出钱赔偿。这种有点自虐的要求让《顽主》非常规性上马。之后很顺利，和王朔签约，并在1988年的夏天用了不足两个月就拍完了。

本片主要呈现 “三T公司”一群非常规职业的青年人的生活样貌。他们在一起帮人排忧解难，而电影角色显示的幽默感和人生态度，让观众心领神会。正像冯小刚的《私人订制》一样，《顽主》其实暗藏政治讽刺剧的潜力，只是前者落点乖巧、有奴才状，后者则真诚且幽默。当一个大叔要揍三T公司的张国立以实现自己的主动性的时候，张国立拒绝了。大叔哭着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做一回主呢！“

张国立说：“别，人民群众可一直都在当家作主！”

片子里马晓晴对葛优说：“你比我自己还了解我想要什么！”

一个德育教授对青年们善加引导，积极关注，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我要大声疾呼，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你们！”当他把热情的眼光投向葛优的时候，葛优说：我就是一傻B，请您别为我费心！

个人生活的被干预，以及价值观的强迫，仍然是八十年代的重要现象，这其实是政治学和生活伦理学当中需要专门解决的一个范畴。“我对别人的强制是为了他们自己，是出于他们的而非我的利益。于是我就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以塞亚·伯林的分析很能针对当时中国的思维逻辑。相信基层自发、个人自主能带来财富的增加，还可以带来心智的生长，这是很多年之后才有的信念。这个电影是将这一还处于模糊状态的感受给一下子清晰化了。当我们了解了八十年代乃至之前30年的电影话语，才能知道这个电影的合法性以及革命性所在。

片子最后能被通过，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但在八十年代末的一次全国文联大会上，评论家仲呈祥称《顽主》乃“建国以来最反动的电影”。本来片子已获6项金鸡奖提名，最终颗粒无收，也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票房方面，《顽主》虽有赢利，但未实现当初许诺的利润，米家山也被停职两年。后转战福建厂，在那里拍了两部片子—《袁氏遗产案》和《你没有16岁》。后者因涉及教育问题，也被禁演。之后，米家山回峨眉厂拍了一部惊悚片《圣保罗医院之谜》，为峨眉厂赢利，弥补了他早期带给峨眉厂的损失。再后来米家山告别电影厂，做广告公司去了。

其实在1994年，米家山还受邀拍了一部主旋律电影。作为补偿，《不沉的地平线》和《你没有16岁》在1994年被解禁。其中《你没有16岁》颇值得研究。它和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有近似的叙事结构，校长希望把流失的学生找回来，挨家呼吁。里面的演员除了张国立，都是非职业演员。这个电影已经具备了很久之后才出现的独立电影的气质，它对于沿海省份农村教育资源的匮乏和人们教育观念的巨变，进行了毫不避讳的呈现。它不像《一个也不能少》那般有婉转的文化构思，而有“一杆子捅到底”的正直和简单。教室倒塌砸死学生，尚存的校舍则是于1913年筑成，深圳的商人在学校门口招工，校长下跪请求他们离开。而这一切并非凭空杜撰，都有事实基础。

这个电影拍摄的时候，获得了很好的自由度，因为米家山为福建厂拍摄的《袁氏遗产案》赢利200万，于是厂长陈剑雨（《红高粱》编剧）对米家山说，你可以拍摄一部自己想拍的作品。拍摄的自由，都是通过类似的周旋获得的。

在和米家山的长谈中，可以发现，他对于自己1976—1994年间的电影历程，有完整的自我理解和清晰的自我评价。和米家山的对话让我十分高兴，因为看到了八十年代前后电影人主体所面对的外在限制和内在自由的具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