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奴十二年》：把真相变成影像

导演史蒂夫·麦奎因是个颇壮实又长得质朴的黑人。他拍的电影不多，且从不迎合主流。其新作《为奴十二年》讲述一个黑人被贩卖为奴的故事，该片已经横扫了各大影评人奖项。虽然奥斯卡还没公布提名，但《为奴十二年》已被视作夺冠热门。英国导演史蒂夫·麦奎因在《为奴十二年》拍摄现场

埃加福特饰为奴十二年的所罗门。

“卷福”饰演所罗门的首任主人。

法斯宾德饰演的奴隶主最凶残。

布拉德·皮特是《为奴十二年》的制片人之一，他还在片中饰演了一个思想进步的木匠。

早报记者钱恋水

《为奴十二年》（12 Years a Slave）的导演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是个颇壮实又长得质朴的黑人，这在圈内本就不多见。更何况，这部他用35天时间拍出来的影片不仅领跑金球奖，在北美地区已经颁发的28个前哨站性质的影评人奖中亦拿下20座最佳影片奖，在即将到来的奥斯卡大战中已甩开其他大热影片几条横马路。外媒评论说44岁的麦奎因有望成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情片的黑人导演。

日前，《卫报》对他作了一次颇有分量的专访。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有天分又恃才傲物，工作就是生活的导演，因为怎样的人生经历，才拍出今日的作品。

为不了解黑奴史感到羞耻

对麦奎因来说，拍《为奴十二年》这样一部关于黑奴的电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黑奴的历史就是其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是自小就压在胸口和后背的重量”，却从不记得曾为此感觉到愤怒。

对于愤怒这种感情，他显得茫然：“你会觉得受伤害，但不是愤怒。我当然会对黑人所受的不公感到生气，但并不是愤怒。”

和很多艺术家一样，麦奎因看世界的视角非常纯粹。他是一个成长于1980年代伦敦郊区的工人阶层小孩。“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与我相似的榜样，你见过任何一个黑人做自己想做的事吗？”他的父亲总是劝他实际一点，即便在他小获成功之后。

麦奎因的第一部电影是一部10分钟的默片《熊》，片中只有两个赤裸的男人互相盯着对方，旋转着拳击，其中一个就是麦奎因本人。

自《熊》开始，麦奎因从未试图取悦主流观众的口味，却声名鹊起。自从1999年赢得特纳奖以来，他不断收获大小奖项，2008年又凭借第一部剧情片《饥饿》获英国学院奖。他的第二部剧情片《羞耻》，为他带来1700万美元的票房，《为奴十二年》的票房则已冲破3000万美元。

麦奎因目前定居在阿姆斯特丹，“因为这里不是伦敦，不是洛杉矶，不是纽约，不会受到打扰。”他和伴侣——一位荷兰影评人定居于此已经16年，并育有一子一女。麦奎因真人远比照片上来得优雅有礼。他说话的声音从不稳定，有时候喃喃自语，有时声音又洪亮如男中音，令人恍惚地以为在与不同的人交谈。

拍摄《为奴十二年》的灵感来自一本麦奎因的太太偶然读到的书。一位名叫所罗门·诺瑟普的美国黑人在纽约遭绑架至美国仍蓄奴的南部。遭受非人待遇12年后他终于逃脱，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为奴十二年》。初读小说，麦奎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以为自己了解黑奴的历史，事实却令我震惊。我觉得羞耻和尴尬。”

影片毫不掩饰地记录了毒打、私刑、强暴等蓄奴庄园里的暴行，让观者不忍卒视。对此，麦奎因在访谈里重复了多次“我并不知道奴隶的状况有那么糟糕”。他说：“人们好像都有失忆症。我们可以毫不顾忌地重现战争和大屠杀的残酷，却对这段历史（黑奴史1661年-1863年）视而不见，只因它太过残酷。”

曾耻于阅读障碍症

麦奎因显然不是媒体或者影评人的宠儿。爱他的人觉得他很酷，对愚蠢的问题“零容忍”，不爱他的人则干脆称他为“混蛋”。比如曾经有影评人向他指出“你的电影似乎很依赖身体”，他不解：“什么叫依赖身体？每个人不都在电影里通过身体表达吗？”

麦奎因的作品总是在探索权威的本质，以及合作与抵抗之间的选择。对他来说，如果身处影片中人的处境，“我别无选择只能抵抗。我只能获得全部，或者一无所有。”这样的决绝，则来自他的童年。

他作品中的另一个特质则是被囚禁。奇怪的是，麦奎因并没有坐牢的经历，他的身边人亦没有。那么这些意向从何而来？“我不知道，我在挣扎，挣扎着回到我生活中的某些艰难的时段。”

回忆的旅途在这次采访中开启。麦奎因出生于伦敦，小时候的学校生活“整天都不用做功课，只知道笑”。他足球踢得好，也不是那种惹麻烦的孩子。13岁的时候，学校分班，3C1是为那些普通孩子准备的，3C2则是“为那些以后将成为体力劳动者的孩子们准备的”。他被分到了3C2。“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我的资质就是如此。”然而就在这个话题将被轻轻带过之际，麦奎因又拾起了话头，“我极度憎恨那种不平等，这让我非常伤心。”

15年后，当麦奎因有了名气，学校的新校长向他承认当时他们的确对黑人孩子们实行了种族歧视政策。“这套系统真是让人伤心又恶心，糟糕极了。每当我想到有那么多美丽的人并未成为他们原可以成为的人，只因无人相信他们或给他们一个机会，就忍不住地伤心。我害怕学校，因为没有人关心我。当一个人在13岁的时候背负标签，他的一辈子大概就完了。”

麦奎因不想去假设如果他不会画画，今日的他会怎样。幸好他会画画。因为画画，他成为A级的艺术特长生，并因此认识了学校里那些此前没有交集的高等生，并发现“其实他们也很酷”。麦奎因后来进入了切尔西艺术学院。

尽管艺术学院对他来说是个全新的陌生之地，却因为他的专注本业而成为乐土。“生平第一次，我在学校里觉得很快乐。我只是专注自己的功课，也只想专注在那里。”毕业以后，他搬到了阿姆斯特丹。此后当他的女儿第一次踏进学校，他哭了，因为“那里那么美，和我小时候的学校如此不同”。在阿姆斯特丹并不存在私立学校，平等主义是这座城市吸引麦奎因的地方之一。但是在过去，阿姆斯特丹吸引他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人会来这里，我不会被打扰”。他最近才发现自己通信簿里的几乎每个人都与工作有关，“几乎没有纯粹的朋友”。

麦奎因甚至连兴趣爱好也没有。以前还踢球，现在这一项也被他从生活中剔除。“我放弃足球啦，因为占用的时间太多了，显得傻乎乎的。”

对他来说，工作就是生活。“我从来不会说‘我去工作了’这种话，也没有一个工作室，因为我每时每刻，在餐桌上在床上都在工作。我甚至不把它称作工作，而是把它叫作生活。”虽然麦奎因获得了好莱坞的宠爱，身边的熠熠星光却仅仅让他感觉“像看着一个大屏幕一样”。调侃的笑容很快消失，他说：“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名人、采访、出卖灵魂，感兴趣的只有工作，这也是一个人唯一能做的事。”

采访就这样结束了。谁知道几天之后，麦奎因致电《卫报》记者，“我们的对话还没有结束，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不够我说到那个一切的症结点上。至于我们现在能够说到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他承认，自己不喜欢讨论曾经的学校岁月，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亲身面对种族歧视和对工人阶层的歧视。回溯记忆的河流，麦奎因说他“需要时间”。

最终，他还是吐露了秘密：“我曾患有阅读障碍症。我一直绝口不提，因为曾深深为此羞耻，因为我觉得这代表了自己的愚蠢。我的一只眼睛视力不好，有时候即使站在黑板前也看不清。人们很快就因为我这样糟糕的开局对我下了定论。”

这是麦奎因第二次提到“羞耻”。第一次是在他谈及第一次真正了解黑奴史的时候，“当时我只觉一种真正的羞耻和尴尬”。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在拍摄《为奴十二年》前竟然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关于黑奴的影片。他也记不清自己最近一次看自己拍的电影是什么时候。难道从不需要从曾经的错误里汲取营养吗？他答：“错误？我不信这一套。我也没有很多这种意义上的错误。”

从小到大，麦奎因一直小心翼翼回避自己的过往，亦几乎不在自己的影片中探究人为何会被置于绝境，只致力于展示生存绝境的真实面目。主人公们的痛苦很少通过私人对话被展示，这也许是因为对于擅画画的麦奎因来说，展示他们遭受痛苦的画面远比探究原因来的更符合他的本意。

“我只对把真相变成影像感兴趣。真实化的客观影像此前并未有过，所以我去做了。我的意思是，有些影像从未出现在大屏幕上。我需要看到它们，它们很重要。这就是电影如此有力量的原因。”麦奎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