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那十年：理想主义没有了 艺术就没有了

■ 纪录片《再见，乌托邦》在沪放映

■ 导演盛志民透露拍摄初衷：记录这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很有必要

窦唯

1969年生于北京，中学时接触西方音乐并开始学习吉他，1987年离校，次年加入“黑豹”乐队，担任主唱并创作词曲。1991年离开黑豹，组建“做梦”乐队。1992年与波丽佳音公司签约，同年10月乐队解散。1993年初，与波丽佳音公司解约，签约魔岩文化。1994年5月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黑梦》。

张楚

原名张红兵，1968年11月生于湖南，8岁时跟随父母搬到陕西。10岁时第一次离家出走，17岁考入原陕西机械学院（即现在的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辍学。1987年只身到北京，踏上音乐之路。1993年录制个人专辑《一颗不肯媚俗的心》。

何勇

1969年生，6岁起随父学习音乐，11岁拍摄儿童影片《四个小伙伴》。15岁后作为吉他手开始演出生涯，先后组建加盟了“五月天”、“报童”等乐队。1994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垃圾场》。1996年在首体的一次颁奖晚会上演唱《姑娘漂亮》时说了不该说的话，从此再未在北京的舞台上参与大型演出。2002年春节前在家中“玩火”殃及邻居，被短暂拘留后又被送精神病院，从摇滚战士变成“北京病人”。　

吴珂

1989年夏天开始做摇滚，父亲曾是中国录音总公司的音乐编辑，曾任“做梦”乐队吉他手，在圈中是个时尚有才气的人物。1996年9月7日“吞服过量镇静剂曲马多去世”。

1990年，当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第一次看着老崔蒙着双眼唱着《一块红布》时，他抱着柱子失声痛哭。他本以为，这个民族可能会掉在原来软绵绵、年轻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头的时候，突然在北京，在一无所有的环境里，年轻人在做这件事。

此后10年，成了张培仁口中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十年，这是崔健、窦唯、何勇、张楚等一批人的年代。然而，在火了3年之后，这拨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了，中国摇滚乐从一无所有，到冷暖自知，再到悲伤的梦，似乎快进了它的轮回。2008年，当盛志民拿着摄像机重新找到了这拨人，拍了纪录片《再见，乌托邦》，摇滚果儿们才明白，那拨人也许永远回不来了。

时隔两年的2012年岁末，盛志民带着《再见，乌托邦》再次抵沪，影片作为万语清影举办的纪录片年终放映，12月23日在创智天地放映，现场挤满了人。观众中一半以上是冲着摇滚乐来的，而放映次日崔健便在上海开唱。

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很有必要

上海寒潮的这几天，盛志民上台的第一句话是：“上海真冷。”客气的观众回应说：“这么多年了，看到当年这些画面，虽然天冷，心里还是热的。”不客气的观众也会说：“这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摇滚乐纪录片，摇滚主义的热血画面集体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失落、失语、反省、商业文化、产业、互联网经济、全球化等关键词，社会价值已随社会发展变迁，理想主义已逝，摇滚年代不再。”

显然，《再见，乌托邦》中文片名名不副实。那拨人的当年，只言片语，那拨人的现在，更多踌躇不前，不敢触碰。不见理想国，何勇嘴里的“没钱怎么活啊”甚至让观众发笑。盛志民承认，自己更喜欢英译名——《Night of an Era》，翻译过来就是《时代的晚上》。

那个时代虽已落幕，但盛志民认为，记录那场难以复制的集体回忆，这是很有必要的，但一定要时过境迁之后，再重新来看，才能看出它的价值。

《再见，乌托邦》用了三条线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那拨人。去世的吴珂，曾经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是那个漂亮吉他男孩，飞机头，浓眼线，连张楚都嫉妒地说：“当年唯一的日系风格，很洋气。”1996年前后，他神秘消失了。盛志民希望通过寻找吴珂，为那些摇滚乐中的无名者立碑。

影片另一条线是“魔岩三杰”。何勇长期服药，精神状况不稳定，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前一年他总共只有3场演出，他想找滚石要点钱；张楚从1997年出版《造飞机的工厂》之后自闭8年，这几年渐渐恢复，觉得自然而然是最好的；窦唯不接受访问，他只给了盛志民他的影像和音乐，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下不适合用任何语言阐述自己的态度和认识。

该片第三条线是在何勇录音棚打工的男孩小畅，和当年那拨人一样十六七岁的年纪。面对镜头，他已经完全可以把商业环境讲得头头是道，他的理想是能够学习到他们的精神，做更主流的东西。

不想把话说明白也说不明白

除“魔岩三杰”外，崔健、音乐制作人张培仁、电台DJ张有待分别从音乐人、制作人、媒体人的视角，谈论对中国摇滚乐和那个时代的看法。“我不想把话说明白，我也说不明白，我只想拍变化。”盛志民强调说。

“2008年，年近40岁，经历一些事情和变化，而且当时何勇出了状况，并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觉得应该去拍，这其实也是梳理一下自己，自己是怎么从一个摇滚青年走过来的，看这帮朋友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盛志民这样介绍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初衷。

当年，盛志民和何勇、张楚、窦唯都是很好的哥们，自己也是从摇滚乐开始走上所谓的艺术创作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资源不平等，不能共享，首都北京是唯一能够看到或者听到不一样的东西的地儿，对于盛志民他们来说，不管听的是Beatles还是Bon Jovi，20岁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撒了欢儿了。

“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的，那时候不像互联网时代资源共享，这拨人可能更快地对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重新要改变你的生活，当你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道路可能就延伸到另一头去了，我原来是学建筑的，于是就迅速抛开了长辈给我安排的生活，一定要过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盛志民说。

北京著名电台DJ张有待见证了这拨人的成长，他在片中说：“这些人都是很自然出现的，他们就是自然组合，自然状态。如果他自然生长，自然消失，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强制性地出现一个外力，把他推向一个机制，在体制又没办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就改变了他正常的发展和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