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我的蚂蚁

《迁徙时代》-上海摄影2007

2014年2月19日，意大利南部城镇巴瑞市一个现代艺术展在准备开幕时，工作人员却发现展品不见了，查实后，此当代艺术品竟是被一名清洁女工误当做垃圾丢掉了。奇葩的原因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品杀手，而诸如此类，艺术品损坏或丢失的情景在艺术圈内已是屡见不鲜。但是艺术品的安全问题，一直以来，似乎并未得到很好地解决。

尤其公共艺术作品的安全问题更是令人头疼。如，2011年12月，由英国著名现代雕塑家芭芭拉·赫普沃斯创作的大型青铜雕塑在英国达利奇公园离奇被盗；2012年12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拉夫兰市中心的两幅公共艺术作品（AngelaCanada-Hopkins的临摹作品《梵高的星夜》以及NicoleCutler的《章鱼》）被盗；2012年“中德文化年”，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余丁在德国小城卡塞尔策划了“大道之行：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展”，32件来自中国的公共艺术作品在卡塞尔大街小巷亮相，陈志光参展的作品之一叫“迁徙时代”，由106只60厘米长的不锈钢蚂蚁组成，德方建议他把作品安置在卡塞尔市步行街上，其中有33只蚂蚁也被盗。

在以严谨闻名的国家里，究竟是谁动了陈志光的蚂蚁？

这些蚂蚁从2012年10月展到2013年3月，展览期间，卡塞尔市政厅通知陈志光，蚂蚁失窃，警方已抓获一个窃贼，追回两只“蚂蚁”。陈志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起初我还很宽容，写信声明，他盗窃蚂蚁也是出于喜欢，我不打算就此起诉。”然而展览结束、蚂蚁回国之后，陈志光傻眼了，106只蚂蚁丢了33只！剩下的73只“海归”蚂蚁，有的头掉了，有的腿拧劲儿了，有的肚子丢了。

这些蚂蚁并未完好无缺地回到陈志光的怀抱。丢失的、损坏的、变形的，让陈志光起初的宽容态度转为了愤怒。作为一个真心热爱艺术的艺术家，或许可以原谅您因喜爱他的艺术作品而窃取的行为（虽然这种行为是应被否定的），但却很难理解您无端地毁坏他视如生命的艺术作品。当看到那些不成蚁形的“海归”蚂蚁已非完璧，陈志光该如何淡定？又当如何淡然处之？

卡塞尔展览结束后，“大道之行”的展品移师到漳州碧湖生态园，部分展品略加改动，又增加了一些新作品，成为“从卡塞尔走来--漳州国际公共艺术展”，2013年6月16日开幕后，卡塞尔市长办公室主任汉斯·威尔克特也来到了漳州，他找到陈志光道歉，表示德方一定积极追查。

陈志光没接受对方的口头道歉，威尔克特进一步表示可以在德国媒体上道歉。陈志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宁愿在南方周末公开此事，其实自己根本不指望能追回丢失的蚂蚁：“如果能借此契机促使中国人思考蚂蚁的权利，我的蚂蚁也算死得其所。这也是公共艺术品的一个延伸作用。”他觉得埃及卢克索神庙的“丁锦昊到此一游”使中国人震惊羞愧，但某些舆论动辄把个体行为上升到国民素质的高度，并因此痛骂先贤，“按照那种思路，我是不是该谴责德国文化，抱怨德国人的素质？如果我的蚂蚁摆在中国的人行道上，顶多也就丢这么多吧？”

寻回的蚂蚁

贼这一自古以来的行当传至今日，未分国界，却是分出了三六九等：大到国贼、中到官贼、小到窃贼，国贼窃国、官贼窃权、窃贼偷财。无论哪种贼，似乎都不为人们所喜欢。偏偏在这三六九等之外，还有一种雅贼，他们不窃国、不取权、不偷财，偷的、窃的皆是文物、艺术品，走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文艺之路。这类人大众谈不上有多喜爱，却大多也不反感。

陈志光在卡塞尔丢失33只蚂蚁的事件一出，基本未见网友们对那所谓的“雅贼”的谴责声，而多是一些调侃之声，诸如“热爱艺术的卡塞尔盗贼”之类。不知道是否沾上点文化气、艺术范，就属上流人物、上流勾当？贼，终究是偷了他人的东西，愉悦了自己，给他人造成了损失或者带来了麻烦。所以从道德层面上来讲，这种行为，无论目的为何，我们还是不耻的。

即便社会对此事件的反应有所偏颇，陈志光却很快地从愤怒、悲伤的情绪中走了出来，他在面对如此事件还可以很快回到理性的状态，不得不说他的大家风范。是啊！当那些被视为骨血的蚂蚁们未能完好地回到陈志光的身边时，愤怒、悲痛自是难免，而后，他更多地是希望他们可以死得有意义些，也算不枉其蚁生吧！

被破坏的蚂蚁

那些在这个地球上存在了两亿年的蚂蚁们、那些被陈志光拟人化的蚂蚁们、那些被陈志光赋予人文情怀的蚂蚁们……在陈志光和他的助手手中以千姿百态展现于世人面前，陈志光曾经希望借着这些蚂蚁，可以让人谦卑一些！可以让人的集体意识更强一些！可以让社会对那些生活如蚁族的人们关怀更多一些！今天，陈志光因这个无心的事件，借着他丢失的、损坏的蚂蚁们，更多地希望国人们可以思考“蚂蚁们”的权利。

原本公共艺术的存在，代表着一个公共空间的文化形态，甚至成为一个城市的身份标识，艺术家们也都希望以自己的公共艺术作品作为载体，向公众传达一种文化、一种观念。而这种观念的碰撞有时合为一体，有时却又各自分离。碰撞出火花时，彼此自是达成共鸣的喜悦；而击撞出缝隙时，彼此出现的却是无法弥合的距离感。

这不得不说是国内外当代公共艺术共同存在的一种窘境，虽然公共艺术面临的困境不止如此。管理者把持任意修改艺术作品的话语权，出资者按着自己的喜好随意违背艺术规律，公众因审美水平参差不齐而质疑艺术家、艺术作品……种种情况都让本应沉淀着城市的历史之韵、传播着时代精神的当代公共艺术处境尴尬！

我们如今需要做的或许是思考如何有效地提高全民的审美素质？或许是在艺术品中添加一些可追踪的科密仪器？或许是在艺术品陈列处施以更为严密的安保措施？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那些艺术品杀手们和雅贼们可以放艺术品、文物一条生路，只可雅观、而不窃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