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文生前最后采访：徐悲鸿“仅仅止于合格”

2013年9月15日下午，英国牛津城，《新周刊》对苏立文进行了他生前最后一个采访。苏立文一生致力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他说：“近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大量吸收西方的一切，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这么对待中国文化呢？”

苏立文（MichaelSullivan）的家在牛津城北部的一片居民区内，一座小洋房隔成了若干公寓，他家在顶层。与他相对简朴的公寓相对应的，是老先生和太太吴环毕生的艺术收藏。屋中有满墙的中国艺术家手记，成摞成摞的用英文标注中国艺术家姓名的研究材料，所有这些已经总结了苏立文的一生。

见过苏立文的人可能都会感叹，他哪里像97岁高龄的老人？老先生不仅行动敏捷，思路更是清晰，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事情能清楚记得年月日。两小时的采访，话题往返于其漫长的一生。采访次日，老先生突然被送进了牛津医院，9月28日凌晨4时28分，苏立文辞世。

采访中，苏立文这样描述他第一次抵达中国的情景：

“载着我们的卡车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有另一辆卡车在等着我了。我就开着那辆卡车从昆明到了贵阳，再从重庆到成都。当时我在为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为他们运输医疗物资。1942年，我搬去了成都，在那儿结识了一批中国艺术家，他们刚从南京、上海等地来到内地避难。像丁聪、庞薰琹、吴作人等，我们成了朋友。我在那时认识了我的太太，正是她为我打开了这些门。她曾经是一位科学家，但是她放弃了她的职业来帮助我，就这么帮助了一生，直到她十年前去世，她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

在二十出头的年纪，这个英国小伙肯定不曾想到中国这个陌生而遥远的国度将会定义他的一生，他当时甚至“完全没有想到研究中国艺术能成为一种职业”。

但竟其一生，苏立文成了西方艺术史论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泰斗，从无到有地构建了西方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全面认识。今年8月，苏老先生最后一次回到中国，发布了他倾注一生研究写成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文版。中国媒体广泛地转载了他对徐悲鸿“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的评价，他在书中提到的“刘海粟与徐悲鸿之间的争斗”也成为媒体的话题。

《新周刊》：你对徐悲鸿的评价成为了中国媒体的话题。

苏立文：怎么，他们不喜欢吗？

《新周刊》：他们希望你能解释下为什么这么说，那是你的想法还是西方评论界的意见？

苏立文：西方公众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来形成一种意见，这是我的评价。徐悲鸿的短处之一，在于他对于西方现代美术表现形式的排斥，刘海粟至少还接受了印象派，他自称是中国莫奈。但如果把刘海粟跟林风眠相比，他还是不够当代，他对艺术的探索没能扩展到毕加索、马蒂斯等人，而林风眠却做到了。

《新周刊》：这是你从艺术史家的角度来评判的？

苏立文：对，但我要对我曾经对刘海粟做的评价做一个修改，我并不认为他是那么杰出的一位画家，我曾经说他比徐悲鸿更为投入，现在我不太确定我是否仍然如此认为。

《新周刊》：这种等级的画家，是否很难简单地来评论高低？

苏立文：的确，你说得很对。这也有关个人取舍，非常主观化。

《新周刊》：从你的书里讲徐悲鸿的章节来看，你似乎对他的技术很满意，但是认为他可能欠缺热情和投入，或者很坦白地说，这里指的也许是禀赋？

苏立文：对，我想是想象力的天赋，是吧？徐悲鸿并非一位非常有创意的艺术家，但他的确扮演了一个很有用的角色。

《新周刊》：什么角色？

苏立文：教人们怎么画画。他的确做了融合中西的尝试，但我认为不怎么成功，林风眠做得要好得多。因为在我看来，这种融合并非是将两种文化的技能简单叠加，而是在于你是谁，以及你自己是如何感受的。这种融合，应该是把你在巴黎和上海的经历变成了你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林风眠是一位更好的老师。他的学生，比如吴冠中、赵无极，都找到了各自的表达方式，将中西融合的经历表达出来。我甚至不觉得徐悲鸿曾如此理解“中西融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