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是这样制造的：评书演义中的历史错误

中国人最基础的历史认知，往往来自评书演义。但那些在街头巷尾，收音机里传来传去的演义故事，却充满了林林总总的历史错误，实在当不得真。

话说隋炀帝即位，大赦天下，这一赦在山东放出了一条大虫，此人乃私盐贩子程咬金是也。既遇大赦，别的犯人一哄而散，但程咬金却赖着不走，狱吏只好沽来水酒牛肉，伺候他饱餐一顿，老程才出狱而去。但他出狱后，家中没钱，便拿一条旧裙当了一两银子，做起了柴扒买卖。随后，老程又在梦里学了三路大斧，从此走上了反隋的革命征程。

这是《说唐演义》第二十、二十一章里的情节，但就这短短两章，历史错误层出不穷。首先，隋唐时官府禁止杀牛，牛肉不是普通百姓随便吃得到的；其次，那时人们花的是铜钱而非银子；最后，程咬金在真实历史中是将门之后，并非私盐贩子出身，而且他的兵器乃是高富帅将领惯用的马槊，绝非什么大斧。

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的历史认知通常都是从《说唐演义》之类的评书小说开始的。那些评书中的“历史”，在人们脑子里存在了几十年，但谬误却比比皆是。

因此评书或小说只能是茶余饭后的休闲娱乐，真把它当成真实历史，难免贻笑大方。

白银直到明朝才实现货币化。

在《水浒传》里，我们时常能看到好汉拿银子结账或打赏。鲁智深还没出家时，碰上金老汉父女，就是自己掏五两银子，找史进要十两银子，接济了他们。武松上景阳冈打虎前，找酒家买酒买肉，用的也是碎银子。事实上，在《水浒传》故事所处的北宋末年，白银还没有成为流通货币。

中国历来是贵金属匮乏的国家，社会上流通的白银少、价值高。在宋朝，只有皇帝赏赐大臣或向辽、金、西夏缴纳“岁币”时才用，普通老百姓买东西花的是一枚枚的铜钱、一叠叠的“交子”（纸币）。

到了明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长期顺差，西欧各国从美洲掠夺的大量白银，很多都被用来购买中国的瓷器、丝绸和香料，使中国市面上的白银逐渐多了起来。到了明朝后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老百姓的田赋、徭役等合而为一，统一征收白银。此后，不管是朝廷给官员的俸禄，还是民间买卖、借贷，都开始采用白银结算。

《水浒传》、《金瓶梅》这些反映北宋题材的话本，大都成书于明朝以后，所以在叙事时时常代入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特点：白银货币化。

历史上从没有过“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大杀器。

评书里的皇帝大都是昏庸无道的，比如《杨家将演义》里的宋太宗只知道任用老丈人潘仁美、陷害忠臣杨家将。对于这样的昏君，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于是为了满足民间诉求，小说家或说书的，便发明了一种“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大杀器”。

最著名的自然是八贤王赵德芳的“打王金锏”和杨家老太君佘赛花的龙头拐杖。此外《说唐演义》里的程咬金、尉迟恭，《杨家将演义》里的高怀德，京剧《大保国》里的徐延昭，他们使用的兵器鞭、锏、锤等，也具有轰杀昏君和奸臣的伟大功能。

无论是金锏还是龙头拐杖，看上去是很拉风，但实际能起多大作用呢？小说里，“大杀器”不是来自上一代皇帝的赏赐，就是当朝天子的恩典。但是，哪个皇帝会给臣下发一件能把自己打死的“大杀器”，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所以，谁也没见过这些玩意发挥过威力，否则八贤王一锏毙了潘仁美，大宋天下不就太平了？奸臣尚且打不得，更何况“昏君”？

现实中的皇帝都是想方设法加强皇权，岂有给自己找不痛快之理？有个例子能说明皇家对这类“大杀器”的看法。慈禧是有名的戏迷，但是她禁止在宫里演《大保国》、《打龙袍》、《锁五龙》。这些戏演的都是忠臣为国事，手拿“神器”冒犯太后、皇上的故事。估计在老佛爷心里，这全属大逆不道，让宫女太监们看了不免想入非非。

包青天的铡刀纯属子虚乌有。

看包公戏，大家最期待也最激动的场景是什么？毫无疑问，就是包青天请出“龙、虎、狗”三口铡刀，一声令下，让恶人身首异处。这个画面看起来确实是很爽，但包大人要是敢这么办，估计很快就要被撤职查办。在真正的历史里，无论铡刀，还是死刑立刻执行，都是子虚乌有。

中国在秦汉时期就有死刑复核制度的萌芽，到了包拯所处的北宋年间，已经发展出一套完善的复核机制。在宋朝时，死刑判决大都要上报提刑司、刑部或审刑院核准，然后才能执行。一个犯人即使被核准了死刑，也不能立即执行。唐宋年间，死刑不在朔望、上下弦、二十四节气等日子执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电视上总看到“午时三刻处斩”的桥段，这也与历史不合，唐宋时处决犯人通常是在黄昏时分。

现代人讲程序正义，古时候何尝不是？包青天再英明神武，也会有一时糊涂，办错案子的时候。要是没有一个复核的程序，或让犯人鸣冤的机会，即使是包青天，怕也免不了制造出几起冤案来。

马槊才是“高帅富”的兵器。

无论《三国演义》还是《隋唐演义》，武将手中兵刃，如关羽的青龙偃月刀、赵云的龙胆亮银枪、罗成的五钩神飞枪等，总是那么霸道拉风。其实刀也好，矛也罢，在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普通士兵才用的把式，是屌丝的武器。

相比于刀枪，真正的兵器贵族是马槊。遥想曹孟德在长江上“横槊赋诗”，睥睨天下，是何等威风。还有赵云在八十万军中七进七出，“砍旗两面，夺槊三条”，注意夺的不是刀，不是枪，而是槊。这些细节，充分说明了马槊在兵器中高大上的地位——非大将不能用。

马槊看上去与矛类似，但槊锋长，刃宽，能刺，能劈砍，杀伤力强大。大将用的马槊打造工艺繁复，如制作木杆，要取上等韧木的主干，剥成粗细均匀的篾，再将细篾用油反复浸泡，泡到不再变形、开裂为止。最后把细篾与葛布层层胶合，再经过桐油浸泡等工序，才能做出马槊的杆。由此而成的槊杆，柔韧受力，刀砍不断。

打造一支马槊要耗时三年，且成功率仅有四成，因此造价高得惊人，岂是普通小兵可用？汉唐以来，马槊一直是世家出身将领的标志。

评书中使槊名人，首推单雄信。他手中一杆金钉枣阳槊，重一百二十斤。单雄信相传祖上乃北周名将，虽然家世没落，但家中仍是能建起庄园的一方土豪，自然玩得起槊。

至于吕布的方天画戟、张飞的丈八蛇矛都是槊的变种。相较之下张三爷的丈八蛇矛，就比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高帅富得多。这是自然，张飞家是土豪，二爷不过是卖草鞋的，玩不起槊啊。

但是，非要较真的话，青龙偃月刀也是杜撰的，这兵器最早出现在宋朝《武经总要》里。真实历史中，关二爷使用什么兵器呢？《三国志》记述了“斩颜良”的片段，“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既然是将颜良“刺”于马下，关二爷用的多数是马槊之类的刺杀兵器。

古代禁止杀牛，梁山好汉哪能顿顿熟牛肉？

《水浒传》里，好汉们下馆子，从来不看菜单，张口就是筛几碗酒，再切几斤熟牛肉。林冲看守草料场时，外出沽酒，那“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还有武二哥景阳冈打老虎之前，也是点了熟牛肉下酒。读者看了这些情节，不免以为在宋朝时，牛肉是随处可见的普通食物。

事实上，牛肉在当年相当昂贵，原因很简单——官府不许杀牛。在农业社会，耕牛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西周时就有“诸侯无故不杀牛”的规定。中国古代政府给予耕牛的特殊保护，怕是今天的印度人也望尘莫及。比如，在汉朝，杀牛是要偿命的，即使你是牛的主人。

汉以后，对杀牛的惩罚不再那么严厉了，牛主人擅自杀牛，在唐朝判徒刑一年，在元朝则要杖责一百。杀自己的牛尚且如此，那要是杀了别人家的牛，刑罚当然会更重。在梁山好汉们所处的宋朝，在不是正当防卫的情况下，杀死他人的牛，要处以“决脊杖二十，随处配役一年放”。

在唐宋时期，不管这牛是老得拉不动犁了，还是意外瘸了腿，都是不能杀的，除非等牛自然死亡。虽然也有人偷偷杀牛尝鲜，也不可能如《水浒传》里，那些酒家有如此充足的牛肉供应。或许张青、孙二娘夫妇做人肉包子的买卖，就是因为牛肉太难寻了吧。

实际上，好汉们下馆子最可能吆喝小二的是：“切二斤羊肉。”北宋以羊肉为主要肉食，《清波杂志》记载北宋时皇宫“御厨止用羊肉”。苏东坡也有“十年京国厌肥羜”的诗句，这位美食家连出生五个月的羊羔都吃腻了，于是发明了“东坡肉”，当然，猪肉在宋朝城市消费量也不小。

傻傻的福将，欢喜的结局。

所谓“福将”，顾名思义就是在战场上福星高照，总能化险为夷的大将。这种人常以喜剧形象出现，他虽非主角，却能给读者留下最深的印象。福将的代表性人物是程咬金、牛皋、孟良和焦赞。

仔细分析，几乎每部演义评书都有福将存在。福将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相貌却是“千人一面”。他们都是身材高大，相貌丑陋，胆大心细，还有一身忠肝义胆。而且不同评书的福将有互相抄袭之嫌，比如《明英烈》里的胡大海和程咬金何其相似。

福将能有今时今日的面目，经过了相当长的历史变化过程。以大名鼎鼎的程咬金为例，他出身世家大族——自曾祖起，历代都在北齐为官。所以历史上程咬金的兵器就是前文说过的“高富帅”兵器——马槊。到了《说唐演义》故事里，程咬金虽然是世家出身，但家世没落，成了和寡母相依为命的私盐贩子。

程咬金被改变身份是明末清初，在晚明的《隋史遗文》、康熙年间的《隋唐演义》里，程咬金开始改头换面。民间艺人包装出了一位混世魔王程咬金。于是乎，“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成了现在中国人的常用俗语。

牛皋的身份变迁同样如此，真实历史中，他在岳飞手下是中军统领。等到《说岳全传》问世，钱彩笔下率真、勇猛的牛皋就一下深入人心。历史上牛皋是因反对议和而被秦桧杀害，小说则给了牛皋一个真正的喜剧结尾——在岳雷扫北中，上演了一出“气死兀术，笑杀牛皋”的传奇。

武将单挑纯属想象。

网上有一批“武评”爱好者，就是依据小说中武将单挑的情节，给关羽、吕布，给呼延灼、鲁智深定个武力高下。评书里的武将单挑，我们耳熟能详。长沙城下，老将黄忠大战关云长；潼关阵前，许褚裸衣战马超，让人读来心潮澎湃。

但仔细一想，两军对垒，军队的人数、装备、士气，以及将领的指挥无一不影响战场胜败，战争没有理由会被两个逞匹夫之勇的将军所左右。否则脚有残疾坐轮椅指挥的孙膑，也不可能让孔武有力的庞涓死于乱箭之下。

历史上，真正的著名武将单挑极其罕见。上文提过关羽斩颜良算是一例，还有就是孙策和太史慈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恶战。太史慈曾带一名随从在野外与孙策一行偶然相遇，遂上前迎战。当时“策刺慈马，而揽得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两人打了一个平手。

从上面的案例来看，古时武将不到保命的关键时刻，断不会赤膊上阵，与敌将拼个死活。

通常所说的为将之勇，并不是单挑，而是率军突营陷阵。如《三国志》中有吕布手下大将高顺，此君常率精锐“陷阵营”，突袭敌阵，攻无不克；还有就是夺了侄子江山的明成祖朱棣，他时常率骑兵突袭军阵，屡屡得手。不过，朱棣的勇武另有乾坤，皆因侄子建文皇帝有旨意，要抓活的。讨逆军上下被捆上手脚，才让朱棣有恃无恐，不然明枪暗箭，匹夫之勇焉有活路？

异姓封王难如登天。

听评书时，很少有谁谁被封个侯，大都是皇上一高兴，当场就封王了。薛仁贵在历史上的最高爵位是平阳郡公，到了评书中就成了平辽王。异姓封王在唐朝还较常见，著名的有汾阳王郭子仪、燕郡王罗艺，或者是赏赐功臣，或者是安抚割据势力。所以在唐朝故事中编个“平辽王”的爵位，尚在历史框架之内。

然而在以宋朝为背景的小说中，满天飞的异姓王爷就有点扯了。在这些子虚乌有的王爷中，最神奇的要数呼延赞之子呼延丕显，他同时被封为靠山王、敬山王，是为“双王”。

历史上，宋朝给功臣封王，几乎都是追封，如曹彬为济阳郡王、岳飞为鄂王。值得一说的是《水浒传》里与蔡京、高俅狼狈为奸的童贯，这厮作为一个宦官，生前就被封为广阳郡王，当真是风光一时。

小说里封王的极致是所谓“一字并肩王”，就是“齐、楚、燕、赵”等封建一省的王爵。在田连元的评书里，程咬金被李密封为一字并肩王；在单田芳那里，裴元庆又被程咬金封为一字并肩王。

真实历史中，一字王大都封给皇帝的子弟，如明朝的燕王朱棣、辽王朱植等。到了南明，处境岌岌可危的永历小朝廷才封了李定国晋王，这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举措而已。

一字并肩王看似荒诞，但评书影响所及，也尽人皆知。民国张勋复辟后，得了个忠勇亲王的爵位。张勋当了王爷自然很高兴，在家里得意洋洋。夫人曹氏一直都不赞成复辟，对丈夫说：“今虽封忠勇亲王，吾恐汝他日将为平肩王矣。”张勋问为什么，曹氏大声道：“汝将来首领必不保，一刀将尔头砍去，汝之颈不与两肩一字平么。”一字并肩王真的只是个笑话。

虚构的北伐辽金，天真的“YY”。

历史演义通常有一个相对真实的背景，如《三国演义》的汉末逐鹿、《说唐演义》的隋末大乱，不同作品的差别在于史实和虚构的比例。在一些民间作品中，甚至有一些凭空“YY”出的情节，如薛丁山之子薛刚起兵反唐，讨伐武则天；又如《说岳全传》里岳飞次子岳雷挂帅北伐，大败金国，收复失地。“YY”最过分的要算那本《反三国演义》，愣是让蜀国统一了天下，不正是如今盛行的“YY”穿越小说鼻祖吗？

这种艺术创作一方面寄寓了文人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也符合读者的心理要求。自五胡乱华以来，汉人时常被少数民族欺负。尤其在宋朝，辽、金、西夏无不对天朝吆五喝六，不免让汉人心里有气。

在真实历史中宋人打不过契丹人，后人就让杨家将、梁山好汉出场，帮老祖宗打他们一个落花流水。清朝统一全国后，汉族知识分子不甘被少数民族统治，就创作了大量这种驱逐鞑虏的“禁书”。

除了抗击外族，忠奸斗是明清小说“YY”的另一个重点。在历朝历代，皇帝身边都有奸臣当道、忠臣护国，比如明后期东林党和魏忠贤的斗争。斗争中得势的常常是奸臣一方，文人在现实中被打压，就在小说中将祸国奸臣绳之以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抗辽名将潘美成了大恶人潘仁美；在平灭东、西突厥中立下大功的苏定方，也成为陷害罗成、罗通父子的宵小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