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和2014:历史两艘船
上个世纪的13年和14年,西方文明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独特,你甚至不需要拥有一个强悍发达的历史头脑来弄清它们。毕竟,历史的这个角落并不光彩。
每次迎接新的一年,我们都不免带着紧张和些许恐慌。话说回来,哪一次不是起着鸡皮疙瘩地回顾从前,即使跨年本身没有什么变化可言?上个世纪的13年和14年,西方文明发生的事情实在是太独特,你甚至不需要拥有一个强悍发达的历史头脑来弄清它们。毕竟,历史的这个角落并不光彩。1913年的艺术界收获了一大堆振聋发聩和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普鲁斯特(注1)的大作刚刚开始动笔,立体主义靠毕加索杀了个回马枪,斯特拉温斯基(注2)挣脱俄国束缚的行动也有了萌芽。接着,几个月之后,弗朗茨·费迪南(注3)在萨拉热窝被暗杀,战争的机器由此开始快速运转,整个西方文明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超千万欧洲人死亡,西方文明一度处于废墟之中(让人绝望的是,甚至有迹象表明,更大的战争还会到来)。国际间的政治沉浮,就像泡熟的茶叶一样,此涨彼伏,此增彼减。这算是一个自然现象,并没有很多人反感。同样,现代的人们也在关注历史明镜前的自己,两个世纪的14年有惊人的相似。《时代》周刊刊登了历史学家玛格瑞特·麦克米兰的文章,她提出“极恶民族主义”的概念,这种观念推动了那些超级国家将自己的阴影笼罩在那些无力支配自己命运的小国。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把玩着塞尔维亚一样,一百年后的今天,它也对着叙利亚虎视眈眈。
我们的集体记忆往往把灾难浓缩为一个画面,还伴随着自负带来自我毁灭的自我暗示。1911年,一艘有四个巨大烟囱的远洋豪华邮轮开始了它的处女航程,这艘船是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奢华的远洋游轮。船上的男女老少,贫贱富贵,陪同着这艘邮轮,和她的大胡子船长约翰·斯密斯和首席设计师托马斯·安德鲁,一起驶进了浩瀚危险的海洋。这艘船从南安普顿出发,当然了,她自己认为自己是永不沉没的,直到她加速驶至北冰洋纽芬兰附近的冰盖——但是它没有沉没,并且成功穿过他们,在纽约抛锚下客。这条船并不是泰坦尼克号,她是泰坦尼克号的双胞胎姐姐,奥林匹亚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同一群人建造,用同样的方式,去完成同样的使命。(有一张记得纪念的照片,上面两艘船同时出现。)奥林匹亚号不仅仅成功完成处女航,并且以“老弥坚”的名号响彻世界,她甚至一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运兵船的身份服役。(她们还有个三胞胎妹妹,大不列颠号,这艘邮轮更晚面世,不过她们仨都是同一个数量级。当时作为医疗船服役的大不列颠号,在爱琴海触雷沉没,战争造成的意外伤亡远远超出了战场。)
这两艘船的故事恰好印证了我们步入新年时的心情,人类自己提供了恐惧和担忧生根的土壤,将灾难的记忆播种培育,我们却忽略了世事循规蹈矩的,本来就居多。泰坦尼克号对于人们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她让所有人知道奥林匹亚号的经历似乎是一个奢望。人们往往觉得死亡扼住了自己的咽喉,让我们的双眼迷茫。好莱坞有一部星光璀璨的电影,莱昂纳多和温丝莱特主演,他们带着凄美的爱情踏上了注定悲剧的旅程,这部电影叫做“泰坦尼克号”。但没有任何人想去拍一部音乐喜剧“奥林匹亚号”,也许可以找休·杰克曼和安妮·海瑟薇主演,最后来一个完满的大结局。偏偏是悲惨的那一部在历史里留下了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真的认为历史注定带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恐怕人类都会深陷暗示和规律的囹圄。人们也许会想象,是不是运气差一点,灾难选个不同的时间,我们就会在电影院里看到“奥林匹亚号”了。我们老是在寻找灾难的循环,却忽视了希望的重生。虚假的积极心理暗示是很有效的治疗手段,哪个前列腺检查出点小问题的病人不是被自己吓到的,就和我们虚设历史循环一样。
但是,世间万物都是无序的?一切又都是意外?难道我们是看到冰山才明白我们在哪艘船上的吗?打开描写上个世纪14年的书本,你也许真的会发现一些背脊发凉的事实。放开眼界纵观历史,即使最开放宽容的社会,也不能免疫对荣誉的渴望,对羞辱同样无可避免地会忌恨得咬牙切齿。人们反复强调着尊严和羞耻,强调着地位和权力,他们恐惧被视为弱者,于是在1914年,一个不友好的声音环绕在欧洲上空:弗朗茨·费迪南被刺杀,我们的军队已经开向西方阵线,枪已上膛。互相猜忌、不信任,“害怕被对方击败落位第二等级的力量”,正是这些推动了战争。德国皇帝反复强调自己不想再被大不列颠羞辱了,劳合·乔治甚至觉得战争是让英国在欧洲受到“重视”的唯一途径。不必要的战争排山倒海地席卷欧洲,对于荣誉和信任过度地重视,战争的背后因素埋在每个人的心里。其实,常识和妥协对现状会更有用。不过,此时如果有人大叫:“冲向冰山!别被人看成懦夫了!”也许大家又会恍恍惚惚在甲板上忙碌开来。理智的人在这些时候,往往不管人们,自顾自地躲了起来。
不过,可惜的是理智并不代表着安全。一个世纪前的战前年代,那两艘相同的船,泰坦尼克号和奥林匹亚号,同样的航行却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试问,我们现在身处哪一艘上?也许对很多人来说,有一个目的地是出发的必要条件,我们的政治家经常营造一个幻觉,一个有人知道我们前进方向的幻觉。但是躲在历史面容背后的事实却告诉我们,预言和计划并不管用。作为历史大船上的乘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在哪儿,直到我们到达了港口,直到我们不得不放下救生船,直到我们蓦然回首,锈迹斑驳的船首赫然写着刺眼的船名,才发现自己的命运早已决定。尽管傲慢的眼睛会忽视隐没在浪花和薄雾中的船名,但是,历史的航线,的确在一开始就有了自己的名字。
译者注:
注1: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作者,法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
注2:斯特拉温斯基,1882年6月17日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美籍俄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西方现代派音乐的重要人物。
注3:弗朗茨·费迪南,奥匈帝国皇储,1914年与妻视察萨拉热窝时,被刺杀身亡。“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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