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农民起义的章节里，朝代更替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封建统治者贪婪又残暴，导致土地集中，民不聊生；然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完成朝代更替。

比如在高中历史的教案里，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皇帝昏庸腐朽，等等。

按理说，农民起义应该由农民领导，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起义领袖并非农民，“农民起义”确切说是因为起义主体是农民而得名。

那么，领导着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们，大都从事何种职业？最热门职业又是什么？

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为人熟知的农民起义作为样本，为大家揭开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中国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依次是

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朱元璋打的大算盘：将造反高危人群商人、吏员踩在脚下。

当朱元璋击败各路竞争对手，驱逐北元统一华夏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管理他的臣民，如何避免过去朝代更替的老路，如何千秋万代，国祚永存。

在古代王朝中，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帝国对处于统治末梢的百姓，控制极其不易。朱元璋决心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仿照前朝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大明朝的户籍，“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

最后一句话解释了明朝户籍的奥秘，以职业作为基础信息，固定人群的分布，从而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继承了古人“士农工商”的重本抑末的政策，推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农为重为本，对商人诸多歧视、限制。

除此以外，在公务员序列中，朱元璋也把“吏”限制在公务员系统的最底层，从而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些官府的办事人员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一朝为吏，不得为官。朝廷固执地对吏员死死压制，宁愿容忍他们的子弟世袭吏员，也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朱元璋将吏与商人两种职业限制在各自序列的最底端，让其名声差，地位低，对这两类职业人群极其提防。

如果以十二次古代农民起义中可稽考职业者35人为统计样本就可发现，从事吏与商人职业的达到17人，占了48.6%，将近一半的比例。

不知道朱元璋是否也做过类似的统计，但他的实际做法，却冥冥中为探究历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线索。

“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高危职业之最。

所谓官吏，古代长官称官，属官称吏。明朝以前，官吏之间并无明确鸿沟，由吏员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直到元朝，因为蒙汉有别，汉人在吏员的位置上占据绝大多数位置，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一阶层到明朝固定下来。

但就是这样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级公务员，在中国古代十二次较著名的农民起义中翻云覆雨、独领风骚。

刘邦是众多由下层公务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佼佼者。《史记》中记载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成长经历：刘邦自幼就是乡里的二流子，他不事生产，四处结交豪杰义士，为人仗义疏财，在四里八乡颇有些人脉。

成年后刘邦通过了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正式晋身公务员序列。《史记》里说：“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当了亭长，他也不消停，经常跟猪朋狗友饮酒作乐，依然保持着过去仗义疏财的“名士”风范。

在这方面，刘邦闹革命前的形象和另外一位落草聚义的人物宋江，是如此相似。对了，宋江这位传说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吏员出身。

在这个职业里还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瓦岗军的创始者翟让是东郡法曹；窦建德是里长出身；红巾军的大当家刘福通是一介巡检；跟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曾为县吏；清朝嘉庆年白莲教起义的重要领袖徐天德是一名差役。

还有一些史书中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为吏员出身的领袖，比如西汉末年绿林起义的领袖王匡、王凤两叔侄。这二位在史书中的职业信息非常少，《后汉书·刘玄传》有这么一句：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

虽然没明说，但在没有帮人打官司的“讼师”的时代，能为老百姓评理诤讼的，只能是官府的下级公务员。

还有李自成，这位长期以来被推崇的起义领袖是驿卒出身，就是驿站里负责传送公文的小吏。到了今天可能是铁路公安，又或者是政府里司机班的司机。

官府吏员为何成为起义领袖的第一号职业呢？

首先，吏员地位虽低，但把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为地方一霸，甚至被顾炎武称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古代吏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他们借助朝廷之权，从事征粮征税、诉讼等工作，并且利用身份结交各方人士，经营自己的势力。

其次，吏员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比如刘邦、评书中的宋江，利用自己的职位仗义疏财，广交朋友；另外因其工作性质，经常要下基层，与群众打交道，虽然胥吏中不乏鱼肉乡里之辈，但总有王匡、王凤这样帮助底层百姓打官司，从而在民众中拥有人望的正直小吏。这些底层公务员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不在民间拥有很高美誉度，都是可以一呼百应的牛人。

最后，作为吏员，还可以掌握一定的财富，比如刘福通是巨富之家出身，后来当了巡检，便有了仗义疏财的经济基础，而且到了起事的时候，招兵买马也需要大量金钱。

有此三点，下级“公务员”便成为了造反的急先锋。

商人以有财有势成为第二号高危职业。

难怪朱元璋那么讨厌商人，因为在跟他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豪杰中，就有张士诚和方国珍是商人出身，张士诚是盐商，方国珍是海商（因为同时也是海盗，所以不列入商人职业）。

第一位以商人职业“闹革命”的，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这位撼动了大唐根基的枭雄，是盐商出身，据说他那一身武艺是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通过与朝廷官兵的战斗而练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不是合法商人，只是个贩私盐的走私贩子。黄巢也曾因此自惭形秽，想通过考科举脱离黑道。只是天不遂人愿，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屡次受挫，却让这位非法商人的胸中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你不给，老子自己来取。

某次落榜之后，黄巢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分明就是反诗。

公元875年，黄巢的同行王仙芝（也是盐商）带头造反。看时机已到，黄巢召集自家八个亲戚子弟，聚集数千人，造了大唐的反。

盐业在古代从来是朝廷的垄断产业，因此走法律空子，经营私盐的商人，大多数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除了黄巢，元末的张士诚也干这桩买卖。

盐商在历史上的“斑斑劣迹”，也被穿凿附会到其他一些著名造反人物身上。性格可爱的程咬金，就被评书生生造成“卖私盐的”。但真实历史中，老程却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出身，正宗高富帅。

在商人这个行当里，不得不提方腊。这位在《水浒传》里干掉大半梁山好汉的“革命家”，实际上是比水泊梁山声势大许多的真正的起义领袖。而这位仁兄利用当地“漆楮、杉材之饶”做起了漆园主。他具体怎么发家致富，正史上语焉不详，他可能是一位“农场主”，但既然有厂子，必然贩卖商品，权且把他归入商人类别。

方腊还有个副业，私下传播“明教”，算是业余宗教界人士。

商人造反最有利的因素自然就是有钱，造反总要有兵器盔甲粮草，黄巢如果没有家私巨万，也不可能一动手就聚集起几千人马。

军人造反既有限制也有便利条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过去由贵族主导的朝代更替成为历史。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冒险有着客观条件，他们俩是大秦戍边的下级军官——屯长。两人和手下因为不能按照规定时间赶到渔阳，都有砍头的罪过，横竖是个死，不如反了。

陈胜、吴广过去都是农民，《史记》说陈胜在乡下种地，还不安心本职工作，憧憬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未来，但按照秦朝对民间兵器严格控制的政策，如果两人都起于田亩间，恐怕没那么容易聚拢人马，一呼百应。

因此军人身份无疑给陈胜、吴广创造了坚实的造反基础。

在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还有明末农民起义的两位强人，一个是起义早期的领导者王嘉胤，另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王张献忠。这二位都是明朝军镇的戍边士兵，两人的职业背景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从而在早期的革命事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农民军的领袖。

掌握武器、身具军事能力及团体基础的军人，很容易成为造反的重灾区。但纵观历史，这个职业与农民起义结合的领袖并不多。究其原因，是军人本身受到朝廷严格的监控与纪律制约，让下级军官或士兵很难起事成功。

真正的农民出身只有三人。

十二次起义的35位主要领导人中，算作农民出身的只有3人，而且全不是挑头的。

南宋时，接过钟相的枪继续造反的杨么，职业无从稽考，但当地有传说他是洞庭湖的渔民，《皇宋十朝纲要》中又称其为湖寇。以其对洞庭湖河汊港湾的熟悉程度，杨么的职业可以推测为渔民，后为洞庭湖上的盗寇。那么以农林牧副渔的分类列入农民也勉强说得过去。

也就是说到了宋朝，才出了第一位勉强够着“农民”的起义领袖。然后又长时间不再有真正的农民领导起义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

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位时常假托天父下凡的大仙——东王九千岁杨秀清。这位动不动就闭着眼念咒，连天王万岁洪秀全都被忽悠得跪倒在地的人物，干革命前从事“种山烧炭”。据史学家罗玺纲所述：“他当农时，在陡峭瘦瘠的山坡上，开荒种植些玉蜀黍、番薯等粮食作物，或种些蓼蓝经济作物。农时过后，就入深山去伐林斫木，在炎暑天，入窑烧炭。”由此可见，杨秀清也可算作农民出身。和杨秀清职业相同的还有太平军前期重要领导西王八千岁萧朝贵。作为杨的妹夫，萧朝贵以扮演“天兄”下凡为己任。可惜“天兄”不长命，早早就在长沙城外壮烈升天。

如果总结这三位以农民为职业的农民起义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特点——都不是起义中的No.1，要么是重要助手，要么是继承者。

虽然杨秀清和萧朝贵在起义前已经通过角色扮演，可以指挥天王，成为了太平军实际的领袖。但假如没有洪秀全和冯云山神来之笔的拜上帝会，在山中烧炭的杨、萧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扮演“天父”“天兄”的妙计。

这也印证了一点，缺乏教育以及少见世面的传统农民，很难成为起义这种逆天大事的领袖。

经常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窃取革命果实的贵族子弟和地主。

在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到这样的理论：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但农民起义经常被地主贵族等旧势力利用，并篡夺胜利果实。“英勇的农民在战争中打击了封建统治，推翻了王莽政权，获得了光辉的胜利，但是却无可避免地让刘秀篡夺了胜利果实。”（《中国史大纲》，翦伯赞等编著）

这里讲的刘秀，便是两汉易代之际，加入义军并且最终平定天下的西汉没落皇族子弟，翦伯赞称其为大地主。

篡夺农民起义领导权的贵族子弟还有很多，项羽，这位楚国落魄贵族便是另一位佼佼者；还有家中四世三公，火拼翟让的瓦岗军领袖李密。

也有一些在阶级上站在农民对立面的地主参加革命并处于领导层。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领袖韦昌辉、石达开。过去的史书把韦昌辉视为破坏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地主阶级；但另一位平定天京之乱并诛杀韦昌辉的石达开，同样是家庭富裕的地主阶级出身。

从贵族与地主领导起义的人数看，这两种职业显然不是大头，毕竟作为既得利益者，推翻朝廷砸自己的饭碗，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隐形的高危副业：宗教人士。

在扯旗革命的领袖中，还有许多杂项职业。如洪秀全、冯云山闹革命前是私塾教师；朱元璋是和尚；白莲教起义的王聪儿曾是江湖艺人；黄巾起义的大头领张角还是个烧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则是白莲教教主。

仔细分析所有造反领袖，会发现，除了韩山童是职业教主之外，其他人还经常从事一项隐形副业——宗教会道门。张角不仅是江湖郎中，还是太平道的教主——大贤良师，加上他的兄弟努力地传道，为黄巾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张角开始，中国历史上由民间会道门引发的起义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南宋的钟相几乎复制了张角的经历。这位仁兄也是江湖郎中出身，《三朝北盟汇编》里说他：“无他技能，善为诞谩。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转成现代文就是，这位仁兄不学无术，就爱扯淡，自称老爷子，还封了个天大圣的称号。不过钟相吹嘘自己神通广大能治病，估计还有些骗术，于是忽悠得乡里乡亲奉若神明。就这样的手段坑蒙拐骗还聚集了一大帮信徒。

在农民起义历史中，明教与白莲教的出现频率绝对很高。方腊据传是明教信徒，和尚朱元璋也是明教中人。挑起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是白莲教的教主，徐寿辉、刘福通等人都是他的弟子。根据史学家吴晗的研究，在那一时期，白莲教、弥勒教以及明教有合流的趋势。后来明教在明朝时期屡遭打击，渐渐式微；只有白莲教坚持下来，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还能搞起横跨几省的大起义。

洪秀全和冯云山也有宗教的副业，他们改编基督教教义，创立了拜上帝会，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总结这些“教主”“大师”的共通点，会发现，宗教很多都同医术挂钩，上面提到的张角、钟相皆是如此，甚至洪秀全也曾显露过医术，据说韦昌辉就是因为洪教主治好了他的老婆才皈依其门下。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就发起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在民间起伏千年，时常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各种神秘主义组织，终于失去了生存土壤，逐渐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