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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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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起义的35位主要领导人中,算作农民出身的只有3人,而且全不是挑头的。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级公务员,在中国古代十二次较著名的农民起义中翻云覆雨、独领风骚。

在我们熟知的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农民起义的章节里,朝代更替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封建统治者贪婪又残暴,导致土地集中,民不聊生;然后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最后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完成朝代更替。

比如在高中历史的教案里,关于明末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苛捐杂税繁多、土地兼并严重、皇帝昏庸腐朽,等等。

按理说,农民起义应该由农民领导,但实际上大多数的起义领袖并非农民,“农民起义”确切说是因为起义主体是农民而得名。

那么,领导着农民造反的“革命领袖”们,大都从事何种职业?最热门职业又是什么?

本文选取古代十二次为人熟知的农民起义作为样本,为大家揭开农民起义领袖职业的秘密。

中国古代十二次农民起义依次是

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

朱元璋打的大算盘:将造反高危人群商人、吏员踩在脚下。

当朱元璋击败各路竞争对手,驱逐北元统一华夏之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管理他的臣民,如何避免过去朝代更替的老路,如何千秋万代,国祚永存。

在古代王朝中,没有铁路、汽车、电报、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帝国对处于统治末梢的百姓,控制极其不易。朱元璋决心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仿照前朝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大明朝的户籍,“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

最后一句话解释了明朝户籍的奥秘,以职业作为基础信息,固定人群的分布,从而达到便于管理的目的。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继承了古人“士农工商”的重本抑末的政策,推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农为重为本,对商人诸多歧视、限制。

除此以外,在公务员序列中,朱元璋也把“吏”限制在公务员系统的最底层,从而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些官府的办事人员不可参加科举考试,一朝为吏,不得为官。朝廷固执地对吏员死死压制,宁愿容忍他们的子弟世袭吏员,也令其永世不得翻身。

朱元璋将吏与商人两种职业限制在各自序列的最底端,让其名声差,地位低,对这两类职业人群极其提防。

如果以十二次古代农民起义中可稽考职业者35人为统计样本就可发现,从事吏与商人职业的达到17人,占了48.6%,将近一半的比例。

不知道朱元璋是否也做过类似的统计,但他的实际做法,却冥冥中为探究历史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线索。

“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高危职业之最。

所谓官吏,古代长官称官,属官称吏。明朝以前,官吏之间并无明确鸿沟,由吏员走上宰相高位的也有。直到元朝,因为蒙汉有别,汉人在吏员的位置上占据绝大多数位置,产生了胥吏阶层,这一阶层到明朝固定下来。

但就是这样一群不上不下的下级公务员,在中国古代十二次较著名的农民起义中翻云覆雨、独领风骚。

刘邦是众多由下层公务员成长起来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佼佼者。《史记》中记载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成长经历:刘邦自幼就是乡里的二流子,他不事生产,四处结交豪杰义士,为人仗义疏财,在四里八乡颇有些人脉。

成年后刘邦通过了考试,成为泗水亭长,正式晋身公务员序列。《史记》里说:“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当了亭长,他也不消停,经常跟猪朋狗友饮酒作乐,依然保持着过去仗义疏财的“名士”风范。

在这方面,刘邦闹革命前的形象和另外一位落草聚义的人物宋江,是如此相似。对了,宋江这位传说中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吏员出身。

在这个职业里还有一些鼎鼎大名的人物:瓦岗军的创始者翟让是东郡法曹;窦建德是里长出身;红巾军的大当家刘福通是一介巡检;跟朱元璋争夺天下的陈友谅曾为县吏;清朝嘉庆年白莲教起义的重要领袖徐天德是一名差役。

还有一些史书中没有明说,但可以推断为吏员出身的领袖,比如西汉末年绿林起义的领袖王匡、王凤两叔侄。这二位在史书中的职业信息非常少,《后汉书·刘玄传》有这么一句: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

虽然没明说,但在没有帮人打官司的“讼师”的时代,能为老百姓评理诤讼的,只能是官府的下级公务员。

还有李自成,这位长期以来被推崇的起义领袖是驿卒出身,就是驿站里负责传送公文的小吏。到了今天可能是铁路公安,又或者是政府里司机班的司机。

官府吏员为何成为起义领袖的第一号职业呢?

首先,吏员地位虽低,但把握着大量社会资源,为地方一霸,甚至被顾炎武称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胥吏也”!古代吏员是连接官民的纽带,他们借助朝廷之权,从事征粮征税、诉讼等工作,并且利用身份结交各方人士,经营自己的势力。

其次,吏员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比如刘邦、评书中的宋江,利用自己的职位仗义疏财,广交朋友;另外因其工作性质,经常要下基层,与群众打交道,虽然胥吏中不乏鱼肉乡里之辈,但总有王匡、王凤这样帮助底层百姓打官司,从而在民众中拥有人望的正直小吏。这些底层公务员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不在民间拥有很高美誉度,都是可以一呼百应的牛人。

最后,作为吏员,还可以掌握一定的财富,比如刘福通是巨富之家出身,后来当了巡检,便有了仗义疏财的经济基础,而且到了起事的时候,招兵买马也需要大量金钱。

有此三点,下级“公务员”便成为了造反的急先锋。

商人以有财有势成为第二号高危职业。

难怪朱元璋那么讨厌商人,因为在跟他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豪杰中,就有张士诚和方国珍是商人出身,张士诚是盐商,方国珍是海商(因为同时也是海盗,所以不列入商人职业)。

第一位以商人职业“闹革命”的,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黄巢。这位撼动了大唐根基的枭雄,是盐商出身,据说他那一身武艺是在贩卖私盐的过程中,通过与朝廷官兵的战斗而练就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巢不是合法商人,只是个贩私盐的走私贩子。黄巢也曾因此自惭形秽,想通过考科举脱离黑道。只是天不遂人愿,几次应试都名落孙山。屡次受挫,却让这位非法商人的胸中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你不给,老子自己来取。

某次落榜之后,黄巢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字里行间分明就是反诗。

公元875年,黄巢的同行王仙芝(也是盐商)带头造反。看时机已到,黄巢召集自家八个亲戚子弟,聚集数千人,造了大唐的反。

盐业在古代从来是朝廷的垄断产业,因此走法律空子,经营私盐的商人,大多数成为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除了黄巢,元末的张士诚也干这桩买卖。

盐商在历史上的“斑斑劣迹”,也被穿凿附会到其他一些著名造反人物身上。性格可爱的程咬金,就被评书生生造成“卖私盐的”。但真实历史中,老程却是正儿八经的将门出身,正宗高富帅。

在商人这个行当里,不得不提方腊。这位在《水浒传》里干掉大半梁山好汉的“革命家”,实际上是比水泊梁山声势大许多的真正的起义领袖。而这位仁兄利用当地“漆楮、杉材之饶”做起了漆园主。他具体怎么发家致富,正史上语焉不详,他可能是一位“农场主”,但既然有厂子,必然贩卖商品,权且把他归入商人类别。

方腊还有个副业,私下传播“明教”,算是业余宗教界人士。

商人造反最有利的因素自然就是有钱,造反总要有兵器盔甲粮草,黄巢如果没有家私巨万,也不可能一动手就聚集起几千人马。

军人造反既有限制也有便利条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过去由贵族主导的朝代更替成为历史。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冒险有着客观条件,他们俩是大秦戍边的下级军官——屯长。两人和手下因为不能按照规定时间赶到渔阳,都有砍头的罪过,横竖是个死,不如反了。

陈胜、吴广过去都是农民,《史记》说陈胜在乡下种地,还不安心本职工作,憧憬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未来,但按照秦朝对民间兵器严格控制的政策,如果两人都起于田亩间,恐怕没那么容易聚拢人马,一呼百应。

因此军人身份无疑给陈胜、吴广创造了坚实的造反基础。

在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还有明末农民起义的两位强人,一个是起义早期的领导者王嘉胤,另一个便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王张献忠。这二位都是明朝军镇的戍边士兵,两人的职业背景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从而在早期的革命事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农民军的领袖。

掌握武器、身具军事能力及团体基础的军人,很容易成为造反的重灾区。但纵观历史,这个职业与农民起义结合的领袖并不多。究其原因,是军人本身受到朝廷严格的监控与纪律制约,让下级军官或士兵很难起事成功。

真正的农民出身只有三人。

十二次起义的35位主要领导人中,算作农民出身的只有3人,而且全不是挑头的。

南宋时,接过钟相的枪继续造反的杨么,职业无从稽考,但当地有传说他是洞庭湖的渔民,《皇宋十朝纲要》中又称其为湖寇。以其对洞庭湖河汊港湾的熟悉程度,杨么的职业可以推测为渔民,后为洞庭湖上的盗寇。那么以农林牧副渔的分类列入农民也勉强说得过去。

也就是说到了宋朝,才出了第一位勉强够着“农民”的起义领袖。然后又长时间不再有真正的农民领导起义了,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晚清。

太平天国起义中,有位时常假托天父下凡的大仙——东王九千岁杨秀清。这位动不动就闭着眼念咒,连天王万岁洪秀全都被忽悠得跪倒在地的人物,干革命前从事“种山烧炭”。据史学家罗玺纲所述:“他当农时,在陡峭瘦瘠的山坡上,开荒种植些玉蜀黍、番薯等粮食作物,或种些蓼蓝经济作物。农时过后,就入深山去伐林斫木,在炎暑天,入窑烧炭。”由此可见,杨秀清也可算作农民出身。和杨秀清职业相同的还有太平军前期重要领导西王八千岁萧朝贵。作为杨的妹夫,萧朝贵以扮演“天兄”下凡为己任。可惜“天兄”不长命,早早就在长沙城外壮烈升天。

如果总结这三位以农民为职业的农民起义领导人,会发现他们有共同特点——都不是起义中的No.1,要么是重要助手,要么是继承者。

虽然杨秀清和萧朝贵在起义前已经通过角色扮演,可以指挥天王,成为了太平军实际的领袖。但假如没有洪秀全和冯云山神来之笔的拜上帝会,在山中烧炭的杨、萧二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扮演“天父”“天兄”的妙计。

这也印证了一点,缺乏教育以及少见世面的传统农民,很难成为起义这种逆天大事的领袖。

经常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窃取革命果实的贵族子弟和地主。

在历史教科书中经常提到这样的理论:农民起义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但农民起义经常被地主贵族等旧势力利用,并篡夺胜利果实。“英勇的农民在战争中打击了封建统治,推翻了王莽政权,获得了光辉的胜利,但是却无可避免地让刘秀篡夺了胜利果实。”(《中国史大纲》,翦伯赞等编著)

这里讲的刘秀,便是两汉易代之际,加入义军并且最终平定天下的西汉没落皇族子弟,翦伯赞称其为大地主。

篡夺农民起义领导权的贵族子弟还有很多,项羽,这位楚国落魄贵族便是另一位佼佼者;还有家中四世三公,火拼翟让的瓦岗军领袖李密。

也有一些在阶级上站在农民对立面的地主参加革命并处于领导层。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领袖韦昌辉、石达开。过去的史书把韦昌辉视为破坏农民起义的反革命地主阶级;但另一位平定天京之乱并诛杀韦昌辉的石达开,同样是家庭富裕的地主阶级出身。

从贵族与地主领导起义的人数看,这两种职业显然不是大头,毕竟作为既得利益者,推翻朝廷砸自己的饭碗,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隐形的高危副业:宗教人士。

在扯旗革命的领袖中,还有许多杂项职业。如洪秀全、冯云山闹革命前是私塾教师;朱元璋是和尚;白莲教起义的王聪儿曾是江湖艺人;黄巾起义的大头领张角还是个烧符水治人的江湖郎中;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则是白莲教教主。

仔细分析所有造反领袖,会发现,除了韩山童是职业教主之外,其他人还经常从事一项隐形副业——宗教会道门。张角不仅是江湖郎中,还是太平道的教主——大贤良师,加上他的兄弟努力地传道,为黄巾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由张角开始,中国历史上由民间会道门引发的起义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南宋的钟相几乎复制了张角的经历。这位仁兄也是江湖郎中出身,《三朝北盟汇编》里说他:“无他技能,善为诞谩。自号老爷,亦称天大圣。”转成现代文就是,这位仁兄不学无术,就爱扯淡,自称老爷子,还封了个天大圣的称号。不过钟相吹嘘自己神通广大能治病,估计还有些骗术,于是忽悠得乡里乡亲奉若神明。就这样的手段坑蒙拐骗还聚集了一大帮信徒。

在农民起义历史中,明教与白莲教的出现频率绝对很高。方腊据传是明教信徒,和尚朱元璋也是明教中人。挑起元末农民起义的韩山童是白莲教的教主,徐寿辉、刘福通等人都是他的弟子。根据史学家吴晗的研究,在那一时期,白莲教、弥勒教以及明教有合流的趋势。后来明教在明朝时期屡遭打击,渐渐式微;只有白莲教坚持下来,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白莲教还能搞起横跨几省的大起义。

洪秀全和冯云山也有宗教的副业,他们改编基督教教义,创立了拜上帝会,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总结这些“教主”“大师”的共通点,会发现,宗教很多都同医术挂钩,上面提到的张角、钟相皆是如此,甚至洪秀全也曾显露过医术,据说韦昌辉就是因为洪教主治好了他的老婆才皈依其门下。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就发起了“打击反动会道门”的运动,在民间起伏千年,时常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各种神秘主义组织,终于失去了生存土壤,逐渐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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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鹏远]

标签:农民起义 领袖 元末农民起义 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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