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忆文革行刑：沦为仪式 老百姓不关心

叶兆言：对。这也是一个例子。两者是一个道理，技法上也是一样的。最关键是，这样写，这样留空白最真实。因为人生就是这样的。你不需要用全知去唤起读者的知。写作者不是教师，不是要告诉读者什么。今天的写作者更应该把读者当做对手，我们智力相同，我允许你提出异议，同时我也可以向你解释，为什么这样。你提出异议，我还可以向你解释，我为什么不这样写，难度在哪里。读者与作者，更像是两个智商相等的朋友。这个社会很丰富，有各种声音和目光，一个写作者就是要展现极大的真诚和技术。

关于写作技术，《一号命令》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闪回，所有的历史都是通过赵文麟的记忆闪回到现场。您如何能保证，闪回不出现混乱？

叶兆言：这就是纲举目张的关系，就是因为有珍珠项链的那条线，可以随时回来。如果走得太远，就赶紧回来。写作就是一次旅行。比如我要去上海就是写作的目的，但是，写作的愉快在于，我是坐汽车去上海，还是坐飞机或者走路过去，或者找个伴侣一边说话一边去。但是，写作一定要有目的地，否则就一定很糟糕。

我的看法是，不只是那根珍珠项链的绳子，还有就是您设定了时间坐标，比如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1947年后的内战，1969年的“一号命令”等。这些真实的历史时刻，对您这部小说的意义在哪里？

叶兆言：这个确实很重要。写小说最重要就是要逼真。为什么要有时间点，就像秤一样，不断要校正准心。就算是余华《第七天》里的世界是完全不真实的，但那个世界里也有塑料椅子，这就是逼真。写历史细节，其实你可以乱写，谁知道乾隆皇帝到底说了什么，但写作者要心存敬畏，尽可能不要出错。

所以从逼真角度上，我做得非常好。比如小说里写到南京保卫战，在我身边有活生生的例子。小说里的故事和细节大体都是真实的，赵文麟参加战争的故事是我一个哥们爸爸的故事，这个人去年才去世。这个人的名字甚至可以从黄埔军校名录上找到，只是有一个地方是虚构的，他不是中央大学学生。但这不重要。比如，钱伟长最初是学历史的，就是因为抗战，他弃文从理，当时大量青年都这样选择。但怎么进黄埔，进的是什么班，这些细节都是真实可查的。包括小说中在南京保卫战里，这个主人公打下一架飞机去领赏却意外得到撤退的命令，又如何用粪桶渡江等，这些细节全部是真实的，都是我这个哥们父亲的故事。处理细节的真实和虚构，要让读者觉得像是这样子的。这个军人从见习排长一直打到了少将，他活生生打了八年仗没有停过。他的同学基本上都死光了，他能打到少将必须得命大。所以抗战胜利后，1947年他结婚风光无比。后来他又跟着别人一起起义，然后做炮校军官，脱掉军服再穿军服，这个跟小说里是一样的。

赵文麟参加南京保卫战和内战部分您写得很详细，但他参加远征军部分却很简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舍弃？照理来说，这段历史恰恰是现在最热门的。

叶兆言：我为什么不详细写，就是因为远征军历史太热了，很多人都在写。我开玩笑说，如果你想详细知道，你不如上百度。我认为，大家都想说的话题，你要省略。小说家应该去回避大家都想到的问题，点到为止，让大家去想就可以了。写作就像打篮球，就是控制问题，不能失控。我太喜欢历史了，我始终警惕不能让自己沉浸在历史中。小说就是小说，历史是历史。小说的细节只是因为像，而不是就是历史。也只有这样小说才好看。

让我们回到小说的起点，书名《一号命令》。我有个朋友到我这里借了这本书，但很快就还回来，他说，不是想象中的《一号命令》。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或者很多人一开始以为，这是一部关于著名的“一号命令”揭秘的小说，没想到是部关于个人记忆的小说。这个书名对您小说的意义在哪里？

叶兆言：这个书名对我太重要了。因为这个书名，小说一直没能出来，但我认为这个书名没有办法改。因为有了“一号命令”才有了这个故事。这本小说的缘起很简单，首先是“一号命令”下达，我祖父需要从城市疏散出去，就跟小说里一样。在“文革”期间，像我祖父这样的老人是被保护的，他给家族带来的更多是安全感。我祖父在“文革”前期就退休了，所以跟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系了，就算社会这么激烈也没有关系。他就在家里乱看小说。有一天教育部贴了大字报，他让我堂哥去把四千字的大字报抄回来，这个东西上的话当然很恶劣。他受不了，一个星期不出门。大家也很急，但没人敢劝他。后来，老爷子带着我另外一个堂哥要出去看大字报，他不去教育部，到中央美院去看，中央美院的大字报琳琅满目，世界的荒诞就在面前。然后又去了文化部，文化部墙壁都不够贴大字报，搭了很多芦席篷贴大字报，走在其中像在碑林里一样。老头子这么一看，就觉得无所谓了，这个社会跟他更没有关系了。

那为何写“一号命令”？“文革”的大风大浪其实很快就过去了，但这个家里只剩下四代人四个人，其他男人要么插队要么去干校。这个时候来了“一号命令”，像我祖父这样的人要撤退。他跟我伯父叶至善用信件商量怎么办，往哪里撤，他们确实也想过要撤到小说里写的上虞白马湖。我祖父想去那，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啊！最后商量的结果就去伯父那的干校，但我伯父有点为难，去那里只能住牛棚，真的是牛棚，条件太差了。而且路途非常遥远，这就是小说里的路途细节。他们整天在讨论去哪里。讨论到最后，很简单，像我祖父这样的部级干部都有统一安排。但我觉得，这个虚惊一场也是值得一写的。我还觉得，现在看他们俩的通信，觉得像漫画一样，他们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觉得中国一定会赢。也正因为如此，我把他们的文人视角转化为军人视角，只有军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在军人眼里，战争的最后胜利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战争的残酷。所以我觉得要用职业军人的视角来写。这也是我说的冰山下的部分。很多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个小说跟“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但是对我来说，太有关系，因为这是我这部小说的起源。

小说是冰山上那一块，我们现在聊的都是私下里的，没有办法全部写进故事里。如果用文人视角来写，没办法展示那段历史，展示战争的艰苦和残酷，更没办法展示一代大学生从军牺牲掉的悲壮历史。那代知识分子都有信念，他们知道现在是打不过日本人的，要打仗自己先强大，所以很多人都弃文从理。而且他们就算知道打不过，也不会做汉奸。这代文化人的选择就是这样，跟着所谓的主流走。我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反战小说，不是爱情小说。爱情只是一个小说的虚壳。

您个人对1969年的“一号命令”有印象吗？

叶兆言：我对“一号命令”没有任何印象。那个时候，我整天做战备砖，挖防空洞。这确实是很荒唐的事情，在职业军人看来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小说里面的“天天”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我们也做红缨枪，最纠结的是如何做红缨枪。所有中国人都觉得，要真打仗，我们肯定赢。战争对我们来说，没有恐怖，我们没有关于战争恐怖的教育，我们只有通过战争得到天下的感觉。所以，我说《一号命令》其实是个反战小说。

我们来谈谈小说里的一些人物，比如小说一开始就自杀的紫曼，她埋怨丈夫赵文麟成分不好，郁闷到最后觉得自己人生很失败，甚至选择了自杀。这样一个人物似乎看上去过于政治化，过于类型化了。您是如何设定的？

叶兆言：紫曼这个人物是个类型化人物。有个人很能说明紫曼这样的人物—王光美。王光美出身大家族，是清华校花，她跟紫曼是一个类型的，她后来选择了刘少奇而不是另一位国民党将军。对于这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言，选金龟婿是很重要的。紫曼选择赵文麟很正常，当时赵文麟多风光啊。所以对这些新女性而言，爱情是第二位的，宋美龄是这代女性的榜样。之所以是榜样，是因为宋美龄嫁得好。所以，紫曼的自杀，很大程度上是她认为自己选择错了。所以紫曼一生都懊悔，觉得丈夫选错了，对这个丈夫怨透了，这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这些接受新思想的女性，骨子里其实很旧。

那么赵文麟的初恋情人沈介眉，这个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但又是一个虚幻似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