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舞蹈家江青：“江青”这名字已成政治气候温度计

天安门太神圣了，怎么可能有厕所？

八岁前，江青在上海度过了她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

直到1954年9月的一天，她看着外公被陌生人带走。外公巫惟润，是江青就读的私立小学“国润”的创始人。一年后，家人收到通知，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全家也跟着被划为“反革命家属”。自此，在南京大学念物理系的大舅被开除；二姨也被当做生活腐化“坏分子”送去苏北大丰农场“劳改”；报考大学的阿姨、舅舅们入学无门，母亲也被罢免校长职务。

即便如此，母亲仍教育江青：“只要中国大多数的人好起来，不能因为我们是属于被牺牲的而去仇恨。”江青回忆，母亲的“觉醒”是因为一部印度电影《流浪者之歌》。“片中主人公命运告诫她：如果在内地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生活下去，她的儿女将会陷落在‘是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的状况中，永世不得翻身。”

1957年，母亲带着江青的两个弟弟去香港投奔做生意的父亲。这一年，11岁的江青已是北京舞蹈学校二年级的学生。

同年暑假，江青赴港探亲。香港的殖民主义色彩让她厌恶。“翻开报纸比比皆是触目惊心而又龌龊的社会新闻。”这与内地报纸上通篇的好人好事、舍己为人形成了强烈反差。那时，江青还将自己当做“不折不扣的新中国的小主人翁”，毅然回京，如期归校。

或许是学校为了嘉奖江青与家庭“划清界限”，是年9月27日，在首都机场，周总理拉着她向匈牙利总理卡达尔献花。而那只被周总理牵过的左手，她很久不舍得去洗。但这张照片，最终还是从简体版《往事往时往思》里撤了下来。

江青说，10岁的她之所以选择“北上”，报考北京舞蹈学校，除了逃离那个早已坍圮、破碎的大家庭，更是被“北京”所吸引。对她来说，北京就是“天安门”。对她来说，北京就是“天安门”。

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开了两天三夜，一下车，她就要求去看天安门。可学校在陶然亭公园斜对面，完全是反方向。

江青至今怀念、感激在母校六年的学舞生涯，“自律性是成为一个舞蹈演员，尤其是独舞演员，最基本但也是最重要的条件。”

她笑称，自己就是洗衣服的“木头搓板”，不管是学舞、演戏还是创作，“一点点挤、一点点磨，才有一点点成果。用以前练功的要诀说，‘多练多收益，少练少收益，不练不收益’。”

北京舞蹈学校参照苏联模式建立，旨在培养“又红又专，为人民服务”的舞蹈演员。但这也让舞蹈学校的学生们，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享有特殊待遇。“除了免学费，食宿、练舞衣鞋、营养费和观摩费，全由国家提供。主副食品外可领取营养品———水果、牛油、果酱、白糖、鸡蛋之类。”用江青的话说，走到哪里，都能被人一眼看出“骄、娇”二气。

时代变幻，各种劳动、思想改造纷至沓来，现实的中国也开始进入江青的生活。1957年成立“人民公社”，江青被分配到一户贫下中农家。在一次“忆苦思甜”座谈会上，她偷偷问家中老人：“老奶奶，您老人家在解放之前是不是比现在还要苦呢？”未想老人却说：“什么解放前、解放后，我们老百姓不理这档子事儿，只要有个三顿，有顿干的吃也就可以了。人不为这个还为啥呢？”真正生长在厚土上的人，怎样过日子，江青开始知道了。

困难时期的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烙印至今不灭。“今天点的菜刚刚好。”江青收拾着盘中不多的菜，就着最后一口米饭清理干净。

在北京的第三年，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典礼上，江青站在十大剧目之一的《虞美人》花车上，仪式般地经过天安门的金水桥。“那时候穿着短裙，也不怕冷，真的会激动地哭，觉得毛主席在看着你。”

除此之外，江青还记得，曾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表演藏族舞蹈。可当她发现天安门城楼后侧，有两个黄色琉璃瓦实为厕所时，有一种被冒犯的震惊，“当时觉得天安门太神圣了，怎么可能有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