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我为什么翻译特翁的诗歌？

我是1960年代头一次跟托马斯见面，所以我们认识快五十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我起初只阅读他的诗，没有想到把他的诗译成外文。1983年冬天，我得进医院做手术。我带着托马斯那时刚刚发表的诗集《狂暴的广场》。医生给我打的那麻醉针肯定非常厉害：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非常清晰，所有的老蜘蛛网都扫除去了。我半夜一醒，就开始把那诗集的十九首诗译成英文，当天下午就翻译完了。出了医院回家之后，托马斯到我家里来，我们两个讨论我的译文。

有人会问我说："你是瑞典人，你会阅读特翁的原文，这对你来说应该是够的吧？"我的回答是不够。我不是中国人，可是我读过相当多中文文学著作，从上古时代到现在。我每一次读一篇我非常欣赏的作品，我愿意把它译成我自己的母语。为什么呢？因为我愿意让我的同胞们欣赏我自己欣赏的文学作品。

我恨不得把我所欣赏的中文文学作品译成瑞文，可是那当然是做不到的。我必得选择。我经常选的不是个别的著作，而是一个作家的所写的最主要的作品，像闻一多先生的两部诗集《死水》和《红烛》，和艾青的最主要的诗歌。北岛的诗我翻译过百分之九十五，我翻译过高行健的两部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他所写的短篇小说和他十八出戏剧中的十四出。沈从文先生和两位山西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作品我翻的比较多。

叫我特别烦恼是我一发表一位当代中文作家的作品的译文，就会有人说："啊，你看，这个作家可能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自己认为我主要的任务是把中文文学介绍给我的同胞们，不是给一位中文作家弄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有的知道我是瑞典学院院士的中国评论家以为我是一个优秀的文学理论家。其实不然。文学理论根本不在我研究范围之内。我是语言学家兼翻译家。我语言学方面研究的兴趣主要是中国方言学，上古和中古汉语的音韵学，古代和现代汉语语法，诗律学，等等。我被选入瑞典学院的原因可能是我在翻译方面的贡献。

最近几十年的经济、贸易、交通等方面的全球化倾向是相当可观的，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像个GlobalVillage(全球化的乡村)。文学方面可不然。瑞典学院前任的一位常务秘书曾说："GlobalLiteratureisTranslation！"(全球化的文学就是翻译)。我今年八月在瑞典参加一个国际座谈会主题关于全球化的文学。在我的报告中，我强调翻译在这方面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5年到2007年译成瑞文的文学作品，百分之七十四是译自英文的。从法文翻译的作品是百分之三点六，从德文翻译的作品是百分之二，从西班牙文只是百分之一。从亚洲和非洲各国语言翻译的作品总共不到百分之一！这种非常可怕的统计资料并非为瑞典所特有。欧洲各国的情况是同样的。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已经有不止一个人把特翁的诗歌译成中文。你为什么再来翻译他的诗呢？"我的回答是，《道德经》起码有一百种英译本。《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有好些个英译本。每一个翻译家对他翻译的著作有他自己的值得参考的见解。

特翁的全集有两部英译文，一部是美国诗人兼翻译家罗伯特·布莱(RobertBly)翻译的，另一部是苏格兰诗人兼翻译家若彬·佛尔顿(RobinFulton)翻译的。

布莱先生的瑞语很差，他需要有人给他解释特翁诗的意义。佛尔顿先生的挪威语很流利(挪威语和瑞语的区别很小)。布莱先生不大管诗歌的节奏，佛尔顿尽量的叫他的译文反映原文的节奏。布莱先生和佛尔顿先生两位都是诗人。

布莱先生以他诗人的资格有时候会去改变托马斯的诗。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托马斯的诗"巴拉基列夫的梦"里有以下的两句："Detvarettf？ltd？rplogenl？g/ochplogenvarenf？gelsomst？rtat."(有一片田，田上放着一台犁/这台犁是一只坠落的鸟)。佛尔顿先生翻译得很对："Therewasafieldwhereaplowlay/andtheplowwasafallenbird"。布莱先生的译文"andtheplowwasabirdjustleavingtheground"(犁是一只将要起飞的鸟)则完全破坏托马斯的诗的意象。我认为诗人是一个创造者，可是翻译家应该是一个非常熟练的，非常技巧的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