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我摇不摇滚已不重要 中国有太多问题需自由表达

摇不摇滚不重要

东方早报：你觉得自己的音乐算是摇滚吗？

崔健：我觉得摇不摇滚不重要。我觉得自己的音色和演奏形式是摇滚，但是除此之外是不是摇滚对我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了。

东方早报：那摇滚精神呢？

崔健：我觉得自己的音乐是自由创作，而摇滚精神在自由创作里也有。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自己的框框，比如反hip-hop，因为摇滚不喜欢无旋律的东西。Hip-hop也不喜欢摇滚，觉得摇滚缺乏有动力的节奏。我自己两种音乐都喜欢，觉得没必要拘泥于某一种形式。

东方早报：你曾经说过“我是中国自由创作发展的缩影”，具体怎么说？

崔健：哈哈，这可能是给自己戴高帽了。主要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作品跨度非常大，比如《花房姑娘》实际就是完全不具备批判性的一首情歌。我有特别短的歌词，也有长篇大论的，还有完全没有旋律，或者一个和声作一首歌，完全靠结构的变化完成的作品。我的作品随着我对社会的观察和阅历的变化一直在变化。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看到一个像我这样敢跨越风格的人。这可能是我的失败，很多人说这并不是一个对的事。

举个例子，比如《春节》这首歌批评了因为某种因素造成的人性的丧失。这首歌从内容上已经超越了摇滚乐，因为它的批判性的特点完全是hip-hop式的透彻和直白，而摇滚乐的批判通常还是带有一点诗意的。

现在来看，近期的作品和早期的《花房姑娘》、《一块红布》相比在基本立场上也已经完全不同。早期作品是“我不喜欢你，所以我一走了之”，但是《红旗下的蛋》之后是“我不喜欢你但是我也不走，是你得变，你得把东西还给我，要不就你走”。

东方早报：西方1960年代开始的摇滚浪潮有明确的反抗社会权威和肮脏的成人世界的诉求，中国的摇滚和西方的相比异同在哪里呢？

崔健：当时西方的摇滚青年们留长头发、乱性、吸毒，拒绝正常生活，以求用自己的行为摧毁所有的正常秩序。他们所创造的摇滚美学是要用和平、爱、音乐反抗资本主义、战争、贫富差距等。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从书本里学到的，不是自己体会到的。放到自身就会发现中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自由表达而非简单地打破一切秩序的粗暴方式。这就变成了我自己认为的自由创作，即本土化，成为中国的摇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