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我摇不摇滚已不重要 中国有太多问题需自由表达

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唱歌

东方早报：1980年代后期各种思潮都很活跃的时候，你有没有受到其他领域思潮的影响？

崔健：我对别人所说的活跃的记忆特别淡，可以说当时并没有觉得自己处在那么多思潮交汇的历史时期。我只是觉得一个很单一的机遇让我赶上了，也就是说我在一个需要自我表达的时期开始自我表达了。

东方早报：1986年横空出世之前想过会有怎样的影响吗？

崔健：没有时间想那么多。我们当时的音乐是西方摇滚的强行落地，只不过我们接地气接得比较踏实，《一无所有》是用了中国传统的调子与摇滚嫁接而成。大家可能会觉得是横空出世，但其实就是一个落地。

东方早报：西洋摇滚其实不是那么注重形式，但是你从1990年代开始就已经尝试电子跟Rap等元素，并且一路到现在一直在形式上探索新的元素，原因何在?

崔健：西洋摇滚也探索创新，只不过成功的只有很少数。我受西洋摇滚的影响很深，不然我也写不出那些歌。

东方早报：当时有没有可以作为你的启蒙的西洋音乐？

崔健：太多了，多到我们当时已经快失去自我了。我们一直到现在才开始控制听和受西洋音乐的影响。我一直在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唱歌，比如不用英语，甚至开始用方言，从不在任何一个形式上吊死。虽然吸取的都是他们的音乐，但是用我的方式去强行组合，做成自己的东西。

东方早报：就音乐本身来说，语言和旋律的关系是怎样的？

崔健：语言就是乐器。英语有很多复合音，比如splashed，前面四个音完了后面还有一个音，就像有节奏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一样。中文虽然是单音，但是我依然尝试通过控制节奏创造旋律感。

东方早报：既然中文的韵律感比英文差，为什么依然选择用中文？

崔健；因为我们用中文思考，如果唱英文的话，中国人听不懂，估计西方人也听不懂。

入世需要更大的力量

东方早报：你曾经说过“音乐要永远平行于时代”，也一直坚持用底层的目光注视这个时代。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你怎么处理单纯的审美和社会责任的关系？

崔健：这句话是西方一个专门研究流行文化的人说的，我在哪里看到了觉得很有道理才会讲。我认为确实只有音乐这一种艺术是能够通过分析它的变化来研究社会的变化。绘画是一种积累，电影在1970年代都快死了，当时电影这个形式已经快脱离时代了。现在电影又跟上了，就是因为有好莱坞制片人形式的存在。如果像法国人那样纯粹让艺术家来做，电影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我当时去牙买加旅行，发现当地人完全不看电影，只用耳朵交流。电影对很多地区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必要存在的，可能只有对大城市里的人来说电影才有平行于时代存在的意义。

东方早报：为什么音乐可以？

崔健：如果没有了音乐特别是流行音乐这种形式，你会发现这个社会严重缺失了一种发声渠道。只有通过音乐才能去发泄，同时享受生活。像康德说的：“无歌便是饿。”爱音乐、听音乐的形式就是对生命的认同。

东方早报：你的很多视角都有强烈的中国传统儒家的入世思想，会不会也有出世的一面？

崔健：其实我出世的情感已经在前两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中表达完了。《一无所有》就完全是出世的，《假行僧》、《花房姑娘》等也都充满“走”的概念。

东方早报：后来为什么又回来了？

崔健：我从《红旗下的蛋》就开始回来了，因为入世需要更大的力量，需要更冒险，成功和失败的系数都很大。现在选择入世和我关注的东西，我的经历和知识都有关系。我觉得自己的性格里出世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需要去摆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