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谈《活着》：凭啥没耐心看三小时 我打你丫的

2012年09月17日 11:4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冯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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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辉那小子太坏了。”余华说，“我知道，他不会老老实实地把我的东西搬到舞台上的。”

他猜错了。这次是二十年来《活着》全部四次改编中，最忠实的一次。台词完全复制原著的长篇对白，甚至到了冗长的程度。

孟京辉说，观众必须对这部185分钟的话剧抱有耐心。“没耐心就别来，该干嘛就干嘛去，来了就得有耐心。你想想，余华那么长时间写了那么多优美的有穿透力的文字，我又排了两个月。你用三个小时，就没耐心了，我打你丫的！凭什么呀？”

从白衣牛仔裤皮鞋的黄渤一登场，这部话剧就不再是余华的小说《活着》，更完全不同于张艺谋的电影。它姓孟。

它灌满了孟氏的荒诞元素。群魔乱舞、集体太空步、“黄河谣”、红色美学，令全场观众不时笑场，忘却了这是一个死人如麻的悲惨故事——十个人，老少三代，有男有女，他们的死全跟主角有关。这是孟京辉第一次触碰历史题材，背景从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大跃进再到“文革”无所不包，也是他有史以来最长的作品。

余华的眼泪几乎没断过。走出剧场，他关心的是：黄渤还能砸多少个矿泉水瓶子？

福贵的儿子有庆死了，福贵双膝跪地，仰天长号，不停地捡起装满水的矿泉水瓶子，砸到地上和架子上。孟京辉一开始给他准备了三十个。余华一个一个数：砸到第二十四个的时候，黄渤砸不动了。一个去看第二场的朋友告诉他：只砸了十几个。“估计到最后一场，能砸动七八个就不错了。”

孟京辉颇为冷酷地表示：“他砸得动的。这小子有劲，就是在那儿装呢。”

他有张“福贵化”的脸

黄渤是被孟京辉“骗”来的。

“排话剧太容易了，你想（拍电影）大热天你还到外面去，灯光烤着你，太阳烤着你，烦，热，每天晚上蚊子叮你。我们排练场，你拿一杯茶，有空调，大家一块嘻嘻哈哈多好啊。我说你可以安静下来，静静地思考你的人生。”黄渤上钩了。

他本来是第二人选。孟京辉一开始想找葛优，葛优在张艺谋版《活着》的表现深入人心。葛优一听“三个小时都是你不停地演”，半晌说了一句：“我的天啊，那会死人的。”他权衡了一下，说自己最近事情多，父亲身体也不好，放弃了。然后才是黄渤。孟京辉觉得，黄渤有一张很“福贵化”的脸。

来了一谈，他发现，黄渤的个人经历也挺“福贵”的。夜总会歌手、霹雳舞教师、先赚后赔的钢材商人，28岁回去上大学，做配音演员，又从民工开始演起，一直到后来的“金马”影帝。

看到剧本，黄渤知道自己上当了。但想了想，还是点了头。这是他第一次涉足戏剧，其劳累艰难程度，不亚于他此前出演过的任何一部电影。2012年9月4日首演那天，他变成把全部家产输光的福贵，跪在台上，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汗珠一滴一滴向下落，啪啪地拍在地板上。

地板上一道道的沟壑，是舞美师的创造。这些沟时而是农田，时而是战壕，还便于迅速增减演员数目。孟京辉的导演方式是“放养”，没黑没白几十人在一起瞎侃，人人都是发明家，直到开演前几天才基本定型。

原剧将近五个小时。淘汰的段子、技巧不计其数。为了表现饥荒，黄渤编出一个场景：伴随着旁白，一群群小老鼠在地面上寻觅食物，舞台上的树木、庄稼一棵棵飞速向下缩去，最后光秃秃的一片荒原。孟京辉觉得大批演员出现在台上的场景太多，给砍掉了。孟京辉本人的设想也屡遭否定，比如黄渤砸水瓶子那一场，本来瓶子里装的是血。“别那么凶残暴烈了，还是化成眼泪吧。这个在舞台上灯光一打，也亮一些。”

作为余华的同代人,孟京辉认为，从幽默、反讽，对社会的态度，对时代特征和整体人生把握的感觉，他和余华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一致。于此，他对改编《活着》的把握非常自信，“就好像跟一个老朋友打了一声招呼”。

两年多前在一个意大利记者家喝多了，余华和孟京辉达成合作的初步意向。一开始想改编《许三观卖血记》，但余华所在的杭州方面希望先改编《活着》。话剧《活着》的出品方有三家：国家话剧院、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孟京辉戏剧工作室。

“只有笨蛋才会忠实于原著”

话剧《活着》共28个演员。小说《活着》，孟京辉一次就买了两百本。包括灯光、舞美、音响、设计等等在内的工作人员人手一册，必须看。他还找来了在戏剧圈里以历史知识丰富、能侃会说著称的史航，给演员们上课。

史航给演员们侃了一个下午，从淮海战役到文革，包括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他还送给孟京辉一本1960年出的《野菜与代食品》，让他用来找饥荒的感觉。“我想让他们在历史中找到自己可以投胎的一个点。”

接受原著本身的再教育，这跟当年张艺谋的做法如出一辙。被张艺谋挑中加入剧组时，郭涛刚从中戏毕业没多久。奉命找来一本《活着》，他边看边哭，哭得稀里哗啦的。他不明白：一个人，一个中国人的命，怎么能这么悲惨呢？

近二十年过去，重温《活着》，郭涛发现：自己变了。拿着孟京辉送他的票坐在国家大剧院里，他仔细端详自己当年扮演的那个角色——春生。酷爱开汽车的小兵，间接害死福贵儿子的凶手，在“文革”中被迫害自杀的县长。福贵儿子有庆的死，在电影中缘于春生无心的一次车祸。而在话剧里，重新回到原著：为了救大出血的春生夫人，医院抽了有庆太多的血，直到他生命衰竭。

“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的命运真是个悲剧。先当兵打仗没死，当了县长倒被弄死了。”郭涛说，如今四十多岁的他，相比当年，对许多事情认识得更全面了。“现在想想，人的命运有时就是这样。他没法超越那个时代带给他的东西。”

1993年，张艺谋找余华做《活着》的编剧，余华拿出一个“缩写本”，情节完全跟原著一模一样。第一次看到电影时，他觉得“那不是我的小说”。今天他说：“就是把《活着》改成《许三观卖血记》，也没什么不可以。”

“只有笨蛋才会忠实于原著。”

当年张艺谋对观众能否接受“主角身边的人全部非正常死亡”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心里没底，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给福贵留下三个亲人——妻子、女婿、外孙。孟京辉则底气十足，把十次死亡全部残忍地原样照搬，残忍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不能看这出戏的，一看就要流眼泪。”但他觉得《活着》二十年的百万销量，已经证明这部小说的现实价值：读者对这种程度的悲惨，完全接受。

死亡一直伴随着《活着》，死亡就像是面镜子，随时映照着生活、生存、生命。“我觉得每一次我一想到死，人就会特别善良。”孟京辉对这出戏的期待很特别：“看完《活着》以后，出去你肯定就不想杀人了吧？我希望这个戏的观众走出剧场，真的能给他带来一些善良的能量，能让人产生悲悯的幸福感，我觉得其实是一种能让人继续活下去的伟大力量。”

好长时间不看报纸，孟京辉记得有一次坐飞机打开一份报纸，觉得立刻被负能量包围——伊拉克、黑车司机、杀人犯……“我凭什么遭受这种袭击，让我的心情极其不好？后来我一想，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无视这些人类的悲剧，人的各种无奈举动；一种强烈的、暴虐的、愤怒的毒素弥漫在空气里边，弥漫在信息里边，浸染着你的思想和思考方式。你还得继续生活下去，那怎么办？乐观，真正意义上的乐观和幽默，我觉得能够平和就是幽默。有的时候略带一点愤怒就变成反讽了。”

按黄渤的话说，现在社会上，还有福贵的影子。他举的例子是前一段爆出的一个新闻人物：为给妻子治病，刻假章伪造医院收费单的北京男人廖丹。“你觉得他没有福贵的影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