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上舞台争议多 周恩来曾叫停“潘金莲”

2011年12月11日 08:49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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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欧阳予倩颠覆《金瓶梅》

戏剧大师欧阳予倩是《金瓶梅》戏剧史上第一个异数。“今天依然承接着欧阳予倩的思路。”董上德指出。

在欧阳予倩之前，传统戏曲一直有把潘金莲搬上舞台的实践，如《打饼调叔》、《挑帘裁衣》、《灵堂杀嫂》等等，现存篇幅较短的弹词、子弟书和俗曲超过二十多部，但它们无一不是站在传统的男性立场上，对潘金莲进行丑化和谴责。

而被时人誉为“北梅(梅兰芳)南欧”的欧阳予倩却要为潘金莲“翻案”。据著名报人、小说家包天笑回忆，欧阳予倩同情潘金莲，为此，还与包辩论一场，称“她嫁了像武大这样一个人，而忽遇到英俊的武松，当然要移情别恋，大有可原之处”。有学者考证，欧阳予倩早期的《潘金莲》，出现在1913年到1915年间，早于影响巨大的新文学运动，形式既有话剧，也有京戏。

1927年，京剧《潘金莲》公演，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作品，左翼人士评论称，其“替残酷深重的封建压迫下的女性吐了第一口冤气”。

事实上，《潘金莲》还不止一次被演出过。当时戏院老板为了招徕观众，常常更换戏名，多次演出。新编《潘金莲》更被改为其他剧种。粤剧风行上海的2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就曾排演过《潘金莲》。

民国初年，古老中国在半推半就间继续迈出近代化的步伐，从社会伦常到戏剧，都面临革新。20年代，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上演。主人公娜拉对婚恋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极大地鼓动了公众。

早年留学日本、参演过《黑奴吁天录》等充满现代精神话剧的欧阳予倩，回国后开始为女性命运写剧。“五四”后，欧阳予倩在早期演出基础上进行改编，对《金瓶梅》进行系统性颠覆。

欧阳予倩借潘金莲之口，向男权社会发难：“本来，一个男人要磨折一个女人，许多男人都来帮忙；乖乖儿让男人磨折死的，才都是贞洁烈女。受磨折不死的，就是淫妇，不愿意受男人磨折的女人就是罪人。”

在欧阳予倩的舞台上，潘金莲充满强烈的现代“自我”意识，大胆地说出女性对情感的追求：“他不爱我，我爱他，那只能由得我。”这番台词，即便放到今天的电视剧里，也不过时。

60年代，总理叫停《潘金莲》

欧阳予倩没有想到，正是这部“反封建”的作品令他的晚年惶惶不安。

建国后，欧阳予倩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当时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老编剧梁秉堃(曾为曹禺秘书)，后来在《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一书中回忆，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文革”前的17年当中，北京人艺先后演出了近百出戏，周总理也看了近百出戏，唯一一部点名停掉的戏，就是《潘金莲》。

1961年4月，周总理去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当时正在上演的《潘金莲》。据亲历者回忆，戏毕，周恩来一反常态，既没有上舞台看望演员，也没有发表意见，只是表示“我还要再看一次，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便离开了。过了两天，周恩来、邓颖超又来看戏，并且和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等人进行内部座谈。

在座谈会上，周总理点名《潘金莲》“会在青年一代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原因在于“潘金莲求解放的道路没找对”。接着他以牺牲生命以抗争的“茶花女”作对比，指出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这个人物在《水浒传》里就是那么写的，老百姓对她的看法也就是那样，现在企图在这个戏里给她翻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看不宜于这样做”。

年逾70的欧阳予倩立刻接上话：“说得很对。这个戏在1925年写了以后，就没有想到还要保留它，更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再演它。今天回头再看这个戏，觉得在原有的底子上不宜再做修改，由我来重新写点别的东西吧。”

不久，北京市文联组织了《潘金莲》的演出，并准备请导演、演员和其他人写批评的文章。这件事传到欧阳予倩那里，老人很紧张。周总理知道以后，立即指示把这种活动全部停下来，并派秘书将他的意见登门转告欧阳予倩，“一不要做检讨，二不许见报批评，三不要再开会。这件事到此结束了”。从叫停演出到制止批评活动，周恩来对欧阳予倩的保护之心是显然的。

欧阳予倩在次年的9月21日病逝。而他对《潘金莲》是钟爱的，翻开他的选集，在里面他特意收录了这一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