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州同性恋婚姻法案涉险过关
中新社纽约6月25日电 纽约州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法案当地时间24日深夜在该州参议院艰难过关后，州长古莫火速签署了这项法案，使其能够尽快生效。但美国各界围绕该法案的激烈争论却远没有结束。
纽约曼哈顿最具同性恋文化气息的场所如格林威治村著名的“石墙酒吧”等地都有狂欢和庆祝活动。不少同性恋情侣喜极而泣，热烈拥吻，欢呼这来之不易的结果。
这已经不是纽约州第一次试图通过相关法案。早在2007年和2009年，同性恋婚姻法案就已经在纽约州众议院获得通过，但都未能获得参议院的支持，功亏一篑。此间分析人士认为，法案此次获得通过也只是一次“险胜”。
同性恋婚姻法案的辩论此前已经在纽约州参议院持续数周，支持与反对者互不相让，辩论多次陷入僵局。最近这一周来，州参议员多次在深夜或凌晨结束辩论。支持和反对同性恋婚姻的民众也在州国会大厦外示威，一直持续到表决前的最后一刻。
州参议院的最终投票33票赞成，29票反对，支持者多为民主党人；4名共和党议员的倒戈推动了法案的过关，但其中的2人在投下赞成票后竟然表达了“歉意”和“遗憾”，称“很多人会对自己的选择深感失望”。他们清楚，虽然法案的通过在纽约州已是大势所趋，但仍有不少人会继续坚持反对立场。
宗教团体依然是最强大的反对力量之一。表决结果公布后，纽约天主教团体就发表声明严厉批评，认为该法案“动摇了家庭的基础”，“改变了社会对婚姻的理解”。
州长古莫的兴奋之情却溢于言表。他签署法案后召开记者会，宣称纽约州“给全美其他地方带来示范性作用”，他希望其他州也能通过类似法案，为同性恋者博得同样的权利。古莫本人此前也积极推动同性恋婚姻法案的通过。
纽约州通过此项法案对全美影响深远。首先是纽约州在美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其次，纽约州是通过州议会立法的途径实现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而一些州则是通过法院裁决的途径实现的，效果明显不同，有一定示范意义。目前只有纽约州、新罕布什尔州和佛蒙特州走的是立法途径。
然而纽约州的情况也实属特殊。这里的民众相对于美国其他很多地方更加开放，对待同性恋者也较为宽容。根据最新统计数字，纽约州对同性恋婚姻的支持率要比全美平均数字高出13个百分点。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围绕同性恋婚姻的争论依然会继续，为同性恋者争取相关权利的道路仍很漫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进步，支持同性恋者婚姻合法化的声音应会越来越强。
（以上文章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李洋）
同性恋与现代婚姻法的冲突
在他们看来，如果认可了同性恋婚姻，那将会对西方的家庭制度造成致命威胁。在家庭制度方面，同性恋家庭会导致出生率的下降，生育繁衍将不再是家庭的中心；同性恋伙伴之间的忠诚度不及异性恋配偶，这也会导致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
在西方，现代婚姻、家庭法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查士丁尼之《法学阶梯》对婚姻和家庭有两条基本的规定，其一，由自然法产生的男女结合，我们称之为婚姻，从而有子女的繁衍和教养；其二，婚姻或者结婚是男与女的结合，它包含有一种彼此不离不弃的生活方式。现代婚姻家庭法的学者由此抽象出婚姻家庭的两个基本要素，其一，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的自愿结合与共同生活；其二，家庭的功能是生育和抚养后代。前一个要素强调“异性”结合，后一个要素强调人类的繁衍。于是，这样的定义就将同性式的“婚姻和家庭”排除在婚姻家庭法的保护之外，因为同恋是非男女式的结合，而且，同性恋只能够“抚养”后代，而不能“生育”后代。
同性恋自古有之，但是，他们处在人类“正常生活”之外，一直是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群。他们在婚姻家庭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身份，因为法律是社会主流人群创造和应用的，作为边缘人群的同性恋者并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甚至，应用于社会正常人群的法律，对于同性恋者来说，反而是一种法律上的歧视和压迫。当人权运动渗透到法律领域的时候，同性恋的权利主张应运而生，首当其冲的便是“同性婚姻”的法律效力，他们希望自己的“婚姻”得到与异性恋婚姻同样的法律保护。
在美国佛蒙特州，三对同性恋伙伴曾分别共同生活了4至25年不等，其中两对伙伴收养了子女。他们向当地政府申请结婚证，以维护他们“配偶”之间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相关利益。当政府拒绝他们要求之后，他们于1999年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判定政府给他们发放结婚证。官司一经提起，舆论一片哗然，报纸、电台和电视纷纷报道。支持者认为，不给他们发放结婚证是一种法律歧视；反对者认为，如果认可了同性恋婚姻就会对传统的婚姻家庭伦理产生致命冲击。
同样，法官之间也存在着意见分歧：如果判定政府发放结婚证，那就意味着对“婚姻是男女共同生活体”这一传统的否定，从而无法遏止通过生物技术改变人类性别的行为；如果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就与“法律同等保护”和“反对法律歧视”的原则相冲突。一个法官甚至假设，男甲与女乙同时爱上了女子丙，他们都想娶丙为妻。如果婚姻法只许可甲与丙的婚姻，而不认可乙与丙的婚姻，那么，这样的婚姻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法律歧视。在综合了各种考量之后，法官们达成了妥协。一方面，法院判定原告可以以“民事联合体”的主体资格得到与异性式婚姻家庭一样的法律保护，以贯彻法律同等保护的原则；另一方面，法院不支持原告得到结婚证，以维护婚姻家庭“男女共同生活以生育和养育后代”的这一文化传统。
在美国的其他州，同样存在此类法律冲突。在夏威夷，1993年，一对同性恋伙伴申请结婚，却遭到了州政府的拒绝，他们提起了诉讼。初审法院判定禁止结婚的婚姻法违反了平等法律保护的条款，此案上诉到了夏威夷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发回重审，认定隐私权和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法条款并不支持同性恋者结婚的权利。不过，初审法院在1996年的重审中仍然判定州婚姻法违反了宪法平等保护条款。1998年，夏威夷通过了一条宪法修正案，规定“立法机关有权将婚姻限定在异性配偶之间”，依此，1999年，夏威夷最高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判决予以改判。作为补偿，夏威夷立法机关通过了《夏威夷相互受益法令》，依此法令，同性恋伙伴可以注册为相互受益人，享受异性恋婚姻可以享受到的同等权利和利益。2003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认定，“将婚姻限定于异性恋配偶并不能增进州的利益”，因此，禁止同性恋婚姻有违正当法律程序和法律平等保护的原则。此后，麻省参议院试图修正州宪法，禁止“同性恋婚姻”，而采用“民事联合体”的形式保护同性恋伙伴的权利。但是，该修正案未获得通过，结果是麻省认可了同性恋婚姻。
可以说，同性恋者在争取婚姻权的战争中不断前行，不过，他们所遭受到的阻力却不小。毕竟，同性式婚姻与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存在着直接的对抗。
反同性恋的宗教基础一般可以追溯到《旧约·利末记》(18：22和20：13)和《新约·罗马书》(1：26和1：27)。在圣经中，同性恋被视为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它是“可憎的“、“放纵和可耻的”不纯行为。在美国，一群“新基督教权利”的信奉者们对此发挥道：“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而非创造了亚当和史蒂文”(《亚当和史蒂文》是一部美国影片，剧情幽默，讲述了一对男同性恋之间的真挚情感)。在他们看来，同性恋是一种病态的、少数人喜欢的“生活方式”。这种病态既指同性恋者的心理颓废、压抑和绝望，又指导致爱滋病等多种顽症的元凶。
在他们看来，现代法律制度如果认可了同性恋婚姻，那将会对西方的家庭制度乃至人类的文明制度造成致命威胁。在家庭制度方面，同性恋家庭会导致出生率的下降，生育繁衍将不再是家庭的中心；同性恋伙伴之间的忠诚度不及异性恋配偶，这也会导致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在社会制度方面，法律如果认可了同性恋婚姻，那么，重婚权利、多配偶权利和通奸权利也就同样应该得到认可，而这意味着对文明底线的挑战。更极端的说法是，同性恋浪潮将把我们的孩子淹死在性泛滥的污浊海洋里，最后将导致美国的毁灭，因为，历史上罗马、希腊、庞培城和所多玛的消亡为我们提供了类似的历史教训。
（以上文章摘自法制日报，作者徐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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