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的《风语》也许是他谍战剧的“封笔之作”。
前日，“谍战之父”麦家突然在微博上宣布再也不写谍战剧了，“因为再写等于没尊严。”一句话激起了人们对于谍战题材创作的广泛争议。从2002年“摸着石头过河”的《誓言无声》到如今无处不在的谍战剧，10年间，谍战题材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在情节设置上还是在人物塑造上都可以说越写越精。然而滥竽充数者也越来越多，有些作家为了吸引观众眼球不惜剑走偏锋，炮制出许多荒诞情节。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在谍战剧风光无限的背后，是“个人创作”变成“流水线生产”的悲哀，是数量多却无精品的“怪圈”，是作家们“自砸招牌”的焦虑……在这个市场化程度极高的类型写作里，有关谍战的写作还能走多久，谍战剧还能红多久？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麦家和《誓言无声》、《黎明之前》等热播谍战剧的编剧，共同探讨谍战题材创作的未来。
谍战剧是在讲述“真实的谎言”
《借枪》中熊阔海策反日本人来完成任务；《旗袍》中钱鹏飞“有如神助永远不死”；《黎明之前》中主角刘新杰总能“神奇”地洗清嫌疑……在麦家等作家看来，有些小的硬伤不可避免，但“有一些确实太不合逻辑了”。
无论是改编自小说还是原创剧本，在“谍战”的框架内，写作无疑是困难的。“我和钱滨都没接触过这个行业，而且这又是个不可能去体验生活的行业，全靠资料和想像力，挑战极大。”如今已成为“谍战剧专业户”的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丹这样形容2000年开始写作《誓言无声》的过程，而这部荣获“飞天奖”最佳编剧的电视剧通常被视为“谍战剧走红的开端”。
“写作谍战剧本的时候必须查找大量资料或是咨询专家意见，写作某个时段要真的去调查研究那个年代的风土人情。”易丹说，严肃的态度是谍战剧作家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而麦家则用自己写《风语》的经历现身说法：“我写作时，无论正史野史都是我的资料来源。只有在认真回顾那个年代的历史时，才会对那群人感兴趣，然后才能挖掘他们身上的传奇故事。”
真实与虚构是文学的首要命题，对于谍战作品的写作来说更加如此。不同于关于生活伦理的作品，大部分读者或观众都没有做“特工”的经验，而写作者需要为他们呈现的是“真实的谎言”。“谍战作品不可能做到真实，但让读者看着可信是我们的创作底线，这就要求必须和市场有一定的差距。”《誓言无声》的另一位编剧钱滨说，现在“滥竽充数”成为谍战剧的一大弊病，市场要什么，编剧给什么，于是出来的谍战作品中，“特工”都变成了“超人”。
作家被制片方和电视台“挟持”
近几年，随着《潜伏》带来的风潮，谍战剧播一部火一部，不管质量如何，似乎只要打着“谍战”的旗号，都能取得不错的收视率，而正因为如此，电视台也乐意将黄金时段让与谍战剧。在这种情况之下，谍战剧的剧本几乎是供不应求，仅是今年确定播出的谍战剧就达十余部之多。“全国好的编剧就那么多，但每年有这么多谍战剧，你说怎么可能个个都是精品？”钱滨表示，如今很多谍战剧剧本变成了“流水线工厂”，而不是“个人创作”，从别的剧里摘一点东西出来搅在一起，便有了个新剧本交差。“不计质量的写作最终会害死谍战剧的。”钱滨对此忧心忡忡。
而让易丹更担心的是，现在的最大症结不在于作家本身，而是制片方和电视台在某种程度上“挟持”了作家的写作。“播出方根据收视率向制片方提出要求，制片方因此要求作者写出能够有收视率保证的剧本，创作者受制于制作方和播出方，于是谍战剧就越写越离奇、怪异。”
麦家的话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点：“因为谍战剧的投资成本小，对于投资人而言它的风险又相对较低，于是就有很多制片方带着市场目的找作家量身订做出一部谍战剧。”麦家表示，每个作家都有擅长写作的类型，写作谍战剧的关键在于有了素材要如何做出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好菜，这与写作者的天分和经验是分不开的。“大家一窝蜂都在写，使得谍战剧总量很多质量却很低劣，过分依赖市场难免会出现很多粗制滥造的作品。我作为谍战剧风潮的带领人常常会感到脸红。”麦家说，这是他决定放弃写谍战题材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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