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路

经济力量推动社会进步

《甲申文化宣言》错在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恰恰是新左派的一种。所以中国还是需要启蒙。　

新京报：八十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果臧否人物，你愿意从谁说起？

李泽厚：当年讲到美学，大家都不知道宗白华，开第一次美学大会的时候，都没有邀请宗白华参加，而且连一个位置都没给他留，这是20年前。现在看来，对宗白华的评价恐怕比对朱光潜的评价要更高。学术地位、学术贡献还是要靠时间来检验啊。

新京报：能站得住的学者应该具有什么特质？

李泽厚：宗白华，包括钱锺书也是这样，主要靠一种中国式的点悟，一种价值的宣示。或者你如果听刘再复讲话就知道，为什么他讲出来有信服力，在于他能够点破一些大家都看得出来、却都没有这么讲的事情。以前我讲“儒道互补”，大家也都知道，但就是没有人承认这个东西有学术价值。其实“儒道互补”这些词都是我造的。

新京报：现在如何看待新儒家呢？

李泽厚：我不赞成搞什么新儒学。如果说继承传统，要转换性地创造。当年我就说过，“儒藏”不能成立。还有编纂清史，属于我所说的“项目学术”。我反对搞这些东西，曾经开玩笑说你们要编“儒藏”，那么所有的中国文献都可以编进去。

新京报：你讲过“挤”比“冲”要好。

李泽厚：对，中国的许多事情，你一“冲”，门就关死了，前功尽弃。凡事有个过程，是慢慢“挤”开的。比如“文革”之后要解放思想，美学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新京报：现在常见学术丑闻，乃至政界贪腐，往往都归因为个人品质问题。

李泽厚：道德不是不能讲，板子要打在屁股上才管用，主要还是靠追究法律责任。比如你们揭发张悟本，张悟本能闹这么大，恐怕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

新京报：在你看来，中国转型路，今后怎么走？

李泽厚：重要的就是靠经济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实际上民间资本能够发挥的作用很大，要大力扶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美国这么一个强国，中小企业是发挥重要作用的，大量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新京报：以前你讲“四步走”：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今天似乎有点微调？

李泽厚：我在国外遭到最多反对的就是这个“四步走”，很多人说必须先搞政治民主，以后再说经济发展。我感觉到，首先发展经济才是正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例子摆在那里。我还是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促使政治体制不得不改革。

其实说老实话，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民间有需求，官方也有需求，因为大家都看到了问题。现在问题是要改的话，朝哪个方向改？注意有一种声音就要求更加集权，研究历史要注意，即便希特勒这样的人，曾经都是得到全民拥护的，包括发动战争时候也获得民众支持，这里面深层的问题尤其值得思考。有些人大讲后现代，反对启蒙理性，这是不行的。

我讲的这些话并没有无的放矢，例如那个《甲申文化宣言》就是错误的，我发表文章谈过。《甲申文化宣言》错在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恰恰是新左派的一种。所以中国还是需要启蒙。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博导赵士林教授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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