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 哲学家，上世纪八十年代知名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科罗拉多学院、斯瓦斯摩学院客席教授、客席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讲座研究等职。1988年当选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1998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等影响巨大。

今年9月19日，本报《评论周刊》发表了李泽厚、易中天两位先生的对话录《警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对话发表之后影响巨大，不仅仅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在青年读者那里，也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以这一对话为代表，李泽厚先生后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访谈和言论，这也让人切实地感觉到，作为八十年代思想界领军人物的李泽厚先生，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强烈问题意识。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带着面对问题应该如何前行的思考，在“警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之后，李泽厚先生还有话继续要说，这也是我们又与李泽厚先生继续两个月对话的基础。这次对话，录音资料就长达十几个小时，谈及的话题更是涉及到当下中国的方方面面。李泽厚先生最后归结到一句，“所以中国还是需要启蒙”，我们相信，这启蒙和八十年代是相通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或许也会有一点不一样……

八十抒怀

在家里无为而治

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新京报：我们先从两个“80”聊起吧。第一个“80”，是你今年已经八十岁，有何感想？

李泽厚：我已经不能再年轻，我们这一代人都牺牲掉了。三十年或五十年，在历史上看来是一成不变的瞬间，但是人的一生有几个三五十年？我喜欢很多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

新京报：你在美国的家中还放着骷髅？

李泽厚：是啊，我一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面对死亡。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

新京报：用什么心态看待死亡？

李泽厚：我曾经说过人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

新京报：说到养生，你用什么方法？

李泽厚：我曾经到同仁医院看病，遇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中医，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中医。别人都觉得老中医一定好啦，结果不行，反而是年轻的中医给我一服药就治好了。我知道现在年轻人是怎么学习中医的，他们已经不像以前那种手把手的教学，现在学中医还要学西医的一些理论。西医的治疗方法，例如B超，可以帮助诊断病情。而中医强调个体差异，讲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是现代科学还不能够解释的。

新京报：现在打着中医和养生的旗号行骗的人很多，比如张悟本。

李泽厚：那不是真正的中医，所以方舟子打假很有力，指名道姓，有根有据，毫不客气。但是方舟子讲取缔中医，那是绝对错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人都不相信针灸，认为不科学，现在美国医生也在搞针灸，因为确实有效。按照现代科学，人体的经络系统确实找不到，无法证实，这是因为现代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解释中医的地步。

我在一篇文章中讲，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就相当于西方的辨证逻辑，都是一种概括性的对事物的认识。希腊人放血治病，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近代科学跟希腊一些理论是有关系的，其来有自，但近代科学主要从培根以后，讲究实验，追求普遍性，不管什么人，得了同一种病都吃同一种药，这就绝对化了。所以我讲“西体中用”，因人而异。

新京报：您怎样看待财富？

李泽厚：我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不会追求奢侈、穿名牌。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最高级的旅馆，开最好的车，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前几天我看到商店里有60万元一块的手表，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现在就是人为物驭，你买一个物，反而做了物的奴隶。

新京报：谈谈你的夫人和儿子吧。

李泽厚：我马上要金婚，哈哈，能不能活到金婚还不知道。我们是1963年结婚的。在家里，我向来尊重太太，比如我们结婚十年才生小孩，就是她坚决不愿意早生。小时候她生活条件不好，带小孩有点怕，我就完全听她的。本来我希望有两个孩子，她坚决不要，我也只好放弃。哈哈，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儿子学计算机，根本不看我的书，连《美的历程》他都没看过，说没兴趣。我也尊重他，从来不要求他看。在家里，我就是无为而治。

八十年代

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

王元化在世的时候，我不想伤害他，现在他死了，我可以讲了。真正的思想家，是要有学问积累的。　

新京报：继续聊第二个“80”——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思想解放，出现“美学热”，出现了“学术自由”。今天再回望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你有怎样的感触？

李泽厚：做学术研究，我主张首先做小题目。八十年代我带过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艺术》，我看了大为生气，对他说，你还不如写个《论宇宙》好了。他听我说这一句话就知道，我把他整个论文都否定掉了。

当时也有人说我：“你要别人做小题目，你自己怎么老做大题目？”哈哈，我也是先从小题目做起的。五十年代我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1955年发表文章，我是从1952年就开始研究，这三年间材料积累相当多。那时候我都是看原始材料，线装书。要做卡片都没有钱买，就拿一张非常薄的纸，非常便宜，抄下来以后把它分类，剪开以后再贴到一个破报纸上。

新京报：当年做学问的物质条件确实很艰苦。

李泽厚：那时候借书也很不方便，我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每个学生只能借五本书。我就想办法，借了一个老师的借书证，就是任继愈先生。因为图书馆规定老师可以借三十本，我用任先生的借书证，每次弄一大堆书出来，要一个大袋子，分两趟背回宿舍里。

当时我有肺病，学校把我们得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两个人一间宿舍。楼顶层还有一些没人住的房间，为什么没人住？因为有个斜下来的大屋顶，靠墙这边很矮，蹲下去都没有空间，窗户很小，白天也要开灯。我发现了这种房间，就破门而入！在那里一个人看书，谁也不来往，抄了很多最原始的资料。我一直强调要重视资料，这都是硬功夫、苦功夫。王元化讲过“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我就笑他：这是正确的废话。王元化在世的时候，我不想伤害他，现在他死了，我可以讲了。真正的思想家，是要有学问积累的。

新京报：你还讲过，八十年代以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李泽厚：现在好像连学问家都没多少了。八十年代之前当然思想家难做，“文革”那种环境下，只有领袖有思想，别人不可能有思想。我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通过康德。比如我有一批手稿带到美国去，其中讲康德的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人家都以为我在讲康德，其实我在讲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个内涵，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看出来。

新京报：你是说《批判哲学的批判》，这部手稿是怎么逃过“文革”的？

李泽厚：“文革”之前我写了，然后有关政治的章节都撕掉，那些理论性的东西都还在。我没有被人抄过家，不过对于抄家我也有所准备：厨房有一个下水道，我把手稿放在盒子里面，自己钻下去爬了很远，把盒子放下水道里了。

新京报：现在看来你是幸运的，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李泽厚：当时学部里两个漏网右派，一个是我，一个是贺麟。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的名字上已经打叉了，打叉的意思就是黑帮。假设“文革”时期我不在哲学所，而是到任何一所学校里，那肯定首先就被揪出来了。所以这是幸运，学部里大人物太多，张闻天、何其芳、侯外庐他们一大堆人。我工资很低，要批斗也轮不上我这个小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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