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马国川

“美学热”

经济观察报：1979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诗歌热潮，读诗写诗、做文学青年似乎是那时的时尚。

李泽厚：那真是诗歌的春天！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诗人，经过漫长的冬天后，终于在这个诗歌的春天里找到了创作激情和创作方向。北岛、舒婷、芒克、江河、顾城和杨炼等诗人在北京创办了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诗歌艺术上进行了探索。我读到了油印的《今天》，很感动，因为其中有着强烈自我意识。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潮著作开始大规模的译介进入中国，文化艺术思潮也进入一个以反叛和个性解放为主题的创作高潮。朦胧诗是代表。

经济观察报：这些诗确实与传统的诗歌大相径庭，很多人指责这些诗“看不懂”，甚至说年轻诗人在历史观太片面、情绪上太悲观，呼吁人们帮助这些“迷途者”，以“避免走上危险的道路”。

李泽厚：还有人义正词严地痛斥朦胧诗是 “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呢。但我说，朦胧诗是新文学第一只飞燕。它改写了以往诗歌“反映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实质上就是一场人的崛起运动。“文革”以其极左的方式严酷地摧毁了人本主义思想，以至于使得那个时期成为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文化最恐怖时期。“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心声如洪流般倾泄而出时,这股洪流最敏锐地反映在文艺上，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也包括绘画方面。

经济观察报：你是第一个出来肯定朦胧诗的，你对“星星画展”的支持就是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年轻人。乍暖还寒时候，支持年轻人的探索是需要勇气的。

李泽厚：在长久的压抑之后，青年人要寻找新的表达方式，我为“星星画展”写了文章支持他们。写文章时我心里想的仍然是朦胧诗。当时不断传来的对舒婷、顾城的斥责声，一切都似乎如此艰难，我甚至准备再过冬天。

经济观察报：“星星画展”展出后引起了轰动，但是也遭到查禁。

李泽厚：我在《画廊谈美》中为年轻人辩护：“在那些变形、扭曲或‘看不懂’的造形中，不也正好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看遍了社会上、下层的各种悲惨和阴暗，尝过了造反、夺权、派仗、武斗、插队、待业种种酸甜苦辣的破碎心灵的对应物吗？政治上的愤怒，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缺乏信心仍然憧憬，尽管渺茫却在希望，对青春年华的悼念痛惜，对人生真理的探索追求，在蹒跚中的前进与徘徊……，所有这种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混乱的思想情感，不都是一定程度地在这里以及在近年来的某些小说、散文、诗歌中表现出来了吗？它们美吗？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

经济观察报：“它们传达了经历了无数苦难的青年一代的心声”，这种评价很准确，也很大胆。

李泽厚：我的文章发表在 《文艺报》1981年第2期上，不久社会上掀起了 “反精神污染运动”，“星星画展”被点名批判，所以我才有“准备再过冬天”的感慨。但时代毕竟在迅速前进，尽管要穿过各种回流急湍，一代新人的心声再也休想挡住了。现在，“朦胧诗”、“星星画展”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上确立了不能忽视的位置，为文艺史和广大读者所认同，异端已经化为传统，构成了文革后非常重要的美学文本。

经济观察报：从广义上说，不管是“朦胧诗”还是“星星画展”，都是当时美学热的一种反映。

李泽厚：1949年以来有两次美学热。第一次是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第二次就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二次美学热中活跃的中年人大多是通过第一次美学讨论引起了兴趣，以后选择了美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第二次美学热是第一次美学热的继续和发展。二者的差别在于，第一次美学热是自上而下，而这一次是由下而上，是一种群众性的由下而上，特别是很多青年人当时对美学有一种狂热的兴趣。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举，经济学等本应最先成为显学，但为什么偏偏出现美学热？

李泽厚：因为文化大革命毁灭文化、毁灭美。十年内乱，丑恶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以丑为美的现象实在太多了，一些野蛮的、愚蠢的、原始的行为也被说成是革命的，给人们的教训太深了。这样，寻找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就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有些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就是为了追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而对美学有兴趣，研究美学的。

经济观察报：文学艺术也是如此。

李泽厚：对，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对美学的兴趣。那时文学非常热，而对于什么是美的成功的作品，官方和民间的认识往往有差别，甚至相反。人们就追问：到底什么是美的成功的作品？判断一个作品的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与美学有密切联系。

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变革，日常生活中美的问题也突出了，比如喇叭裤、披肩发、牛仔装、蛤蟆镜到底美不美？是美还是丑？引起了社会上人们的广泛争论，它几乎关系到每个年轻人。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的。美学热符合了社会进步的思潮，也是促进这个社会苏醒的符号。当时社会从文革中刚刚过来，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对生活的正常追求和向往被压抑被扭曲得太久了。

经济观察报：1979年你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就是以美学作为最终的理论总结。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涉及了美学问题。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编辑的大型丛刊《美学》——通称“大美学”——问世，这是中国当代第一本专业美学刊物，大约每年编发一期。刊物名义上是研究所美学室编辑，实际上是我主编的，整个编辑部也只有我一个人。1980年出版的《美学》第二期发表了从美学角度重新翻译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朱光潜先生节译的，由此引发了美学界持续多年的《手稿》研究热，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研究。同年还在昆明召开了 “第一届全国美学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周扬很支持美学，他担任了名誉会长，朱光潜任会长，王朝闻、蔡仪和我三人任副会长。会议结束后，好些著名报刊发表了纪要和侧记，许多报刊纷纷发表美学论文进行争论。

经济观察报：这次会议对美学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李泽厚：1980年后，美学热进入高潮。到1981年，新时期的重要美学著作已大部分出齐，如朱光潜的《谈美书简》、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宗白华的 《美学散步》和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