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观察

中国文化大有希望

只要将来政治决策的每步棋都能走好，用不了十年、二十年，中国文化将会在全世界发挥了不起的作用。　

新京报：今夏你去了趟德国，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感受如何？

李泽厚：我这次到德国，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确很有希望——不仅在经济上，还在文化建设上。只要将来政治决策的每步棋都能走好，用不了十年、二十年，中国文化将会在全世界发挥了不起的作用。

新京报：怎样得出这一结论的？

李泽厚：哲学研究人类的命运，现在西方已经有人提出“回归柏拉图”。伴随着经济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形成之后——当然还早得很，我估计一百年以后，中国这个整体，会在世界范围发挥更大的影响，文化可能还要走得更快。事实上西方在近代以前，比中国人生活差得多。中世纪西方很悲惨的，很多人对西方真是缺乏知识，中世纪的基督教统治有多么黑暗？甚至有神父奸淫妇女。我在国外看那个大教堂，看到那些黑暗的角落，不堪设想那里曾经发生过多少罪恶。当然基督教文化有一些东西是超过其他文化的，比如把情和欲分开，追求灵魂上的圣洁。中国文化怎么能够吸收基督教文化正面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些病态缺陷，但是文化的本质，令我对中国充满希望。

新京报：现在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是怎样的？

李泽厚：西方基本上还是分析哲学为主，美国和欧洲很多人在研究现象学，还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东西。西方是多元社会，各种学术派别都可以在学校里存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主流都不一样。至于海德格尔属于欧洲哲学，进入美国很迟，即便在一些正规大学里面也很少讲到，但影响在逐渐扩大。就西方哲学的整体情况来看，到现在为止，我想还没有人超过海德格尔。

新京报：在西方哲学思潮对中国的影响里，有哪些趋向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李泽厚：我知道有人在中国大讲卡尔·施密特，这个人我就不点名了。施密特是最有名的纳粹法学家，他反对议会制度，反对英美民主，而主张重要的是“善恶永远的斗争”。他强调要斗争，认为分清敌我是首要问题。

新京报：阶级斗争的味道很浓。

李泽厚：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阶级斗争。我并不反对适度的阶级斗争，但目的是为了达到和谐。施密特宣扬基督教就是上帝与魔鬼的永恒斗争，强调行动、冲突，这套东西你到中国来讲是什么意思？从海德格尔到施密特，西方这个线索很清楚，尽管海德格尔不信上帝，其实他背后有上帝的因素。

历史进程

重视秦始皇和慈禧

慈禧晚死十年，不会有袁世凯作乱。要么她就早死十年也好，戊戌变法就成功了。　

新京报：八十年代后，整个社会不崇尚学术，转而投向商品经济，你寂寞吗？

李泽厚：这涉及到价值判断，大家以为我在八十年代的观点最有价值，其实我70岁以后写的书，比八十年代有价值得多，只是当代人不会理解。比如《伦理学纲要》，比如《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我认为在这代学者里面，我是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神。

新京报：这个“神”是什么？

李泽厚：和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文化里没有上帝与魔鬼的永恒斗争，中国人讲阴阳互补，互补才能生存，而互补的个人之间也都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讲“和而不同”，要维持和谐。至于现在好多人讲国学，我就不讲了，他们讲得太离谱，那是“形”的东西。我为什么写《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就是要跳出上帝和魔鬼的永恒斗争。

新京报：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你对谁比较感兴趣？

李泽厚：这个说出来又和很多人看法不同：我对秦始皇的评价极高。我认为有两个人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秦始皇。

新京报：可是秦始皇开启了中国封建专制的传统。

李泽厚：对，其实当时的专制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没有秦始皇，中国现在可能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你看欧洲那么小块地方，为了欧盟搞个共同市场，费了多大的劲？两百年前康德说要“永久和平”，他感叹一个君王因为一点小事情，比如一顿饭没吃好，就打起仗来，因为欧洲都是好多个小国家。中国在春秋时期也是好多个小国，打得一塌糊涂，最后变成七个大国，秦始皇再把这七个大国统一起来。中国这么大，统一很重要。

秦始皇建立郡县制的专制体制，有了中央集权。同时削藩，不让地方势力强大起来，这在当时都是必要的。而且那时候的专制也不像后人说的全是残暴压迫，其实还有各种力量形成牵制。尽管皇帝高高在上，宰相也能牵制一下，这样行政能够有效。

而且秦始皇统一了文字。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看法是，中国的文字不是语言的复写。西方到现在为止，都是语言一变，文字就跟着变。中国的方块字一直强调象形，文字统治着语言的发展，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我是湖南人，八十年代有一次到广州去，听不懂广东话，只好写字和人交流。有了统一的文字，就避免了语言变化的困扰，这都是秦始皇的功劳。

我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也跟别人不一样。废除科举就是慈禧太后做的，这是很大的胆识，把以前读书人做官的途径都打断了。我觉得她死得太早，晚死十年才好。慈禧晚死十年，不会有袁世凯作乱。要么她就早死十年也好，戊戌变法就成功了。

新京报：哈哈，可她偏偏死得不早不晚。

李泽厚：所以嘛，历史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不赞成人家讲的“一切都是必然”，没有那么多必然，历史上的偶然因素特别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性格都能影响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