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一直生活在极权的阴影下。1953年，她在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省(Banat)的乡村尼茨基村(Nitzkydorf)出生，在那夹杂着匈牙利人和斯瓦本日耳曼人的边境省份，米勒属于一个讲德语的家庭，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为党卫军军官。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处于共产党统治下，在特兰斯瓦尼亚、巴纳特地区的日耳曼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受种族主义政策歧视。齐奥塞斯库设立臭名昭著的“安全部”(Securitate)，即秘密警察，迫害少数民族。早于1973年至1976年间，她在最具异见精神的蒂米什瓦拉大学修读德国与罗马尼亚文学期间，已对当时政权深感不满，并私底下与其他德语年轻作家互相交流，这些作家在1972年至1975年间，以其名称“巴纳特行动小组”(Aktionsgruppe Banat)为秘密警察所监视。1977年至1979年，米勒在机械工厂担任翻译期间，秘密警察曾强迫她充当线人，因不肯合作而被革职，只得任教于幼儿园和当私人德语教师以糊口，但秘密警察依然没放过她，除经常滋扰她，还发出死亡威胁。根据米勒的说法，她自己以及许多德语作家的名字一直在“巴纳特行动小组”名单中，犹太人被称为“犹太民族主义者”，匈牙利人被认定为“匈牙利国土收复主义者”(Hungarian Irredentists)，而德语民族则成了“德国民族及法西斯主义者”。

1982年，她出版处女作《低地》(Niederungen)，旋即被罗马尼亚当局审查删减。当局要求删去“箱子”这个词汇，因为那令人联想到“逃亡”。她对此说:“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

1984年，她将《低地》的未删减本偷送到德国出版，大受欢迎，同时也在罗马尼亚发表了《沉重的探戈》，1986年发表《狐狸曾经是猎人》和《今天，如果我不想见面》，还有《男人是世上的大野鸡》，前两部小说后来分别在1989年和2001年译成英文，名为《护照》及《约会》。

米勒一直不能容忍罗马尼亚政权对他们的迫害，故在1987年偕同丈夫小说家华格纳(Richard Wagner)出走德国柏林，但在罗马尼亚的经历令她难以忘怀:“对我而言，最压迫、令我难以忘怀的经历，便是生活在独裁时期罗马尼亚的那段时间。生活在数百公里外的德国，无法抹去我过往的记忆。”德国的自由空气，让她得以全情写出以自身经历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两年后，东欧兴起民主化浪潮，该年圣诞节，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下台，随后被审讯及处决。独裁统治的结束，并未令米勒释怀。她在2009年7月23日《时代报》(Die Zeit)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说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在独裁者倒台后还没有解散，它依然存在，因为40%前秘密警察职员仍在今日的罗马尼亚情报局(SRI)工作，古老的秘密警察档案留存到他们手中。今日罗马尼亚看似开放、民主，但对于以往与旧政权妥协的行径，今日大部分罗马尼亚人装作失忆，令米勒感到愤怒。

另一起事件也反映出米勒的硬朗个性。1990年两德合并后，东西德笔会也合并，有些与特务有关系的东德作家，“既不认罪，也不曾解释发生过什么”，但被特务骚扰的往事却记忆犹新，于是她毅然退出了德国笔会。

德国媒体的欢呼

赫塔.米勒获奖，令德国媒体雀跃。10月8日，乌尔里希.巴隆(Ulrich Baron)在《镜报》评论中，发表题为“一个新中欧的希望”的文章，作者肯定米勒的作品“为跨越国界的正义作申辩，所以向她颁发诺奖是一次正确而重要的决定”。当然，作者也指出，委员会本来考虑秘密人选菲利普.罗斯及其他候选人，然而也因为米勒的新书在德国成为畅销书，才选了她。

许多德国作家均认同此结果，但这结果也的确令他们大跌眼镜，也有评论家以惯常的嘲弄态度，响应这次颁奖。1999年获得诺奖的君特.格拉斯，就说这个结果令人“非常满意”，并说米勒是一个“很优秀的罗马尼亚女作家”，虽然他在这几年间偏向以色列作家奥兹。德国书商交易协会主席戈特弗里德.霍内费尔德(Gottfried Honnefelder)认为，米勒是“我们拥有的其中一股巨大、有力而坚定的声音”，而《呼吸钟摆》则是她的“巨作”。德意志语言及诗歌学院(Deutschen Akademie fr Sprache und Dichtung)主席赖歇尔特(Klaus Reichert)，则指出米勒是“德语文学中一股重要的声音”。文化部长纽曼(Bernd Neumann)则称赞她是“拥有巨大诗歌力量的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