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他们还没体会到宽松的民主气氛”
“只要不突破政治、宗教、隐私的底线,我认为什么都可以谈。”周立波的报幕员、艺术总监和大哥关栋天也是审查员,周立波的新作品面世前,都要先跟关栋天走一遍,审查有没有突破底线。
2008年年底,体制外艺人周立波成为上海文广集团演艺中心的签约演员。2008年12月5日,《笑侃三十年之衣食住行》加入了全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合唱,紧随其后的是为纪念上海解放六十周年的《笑侃大上海》,这是上海文广演艺中心总经理吴孝明给周立波的命题作文。
跟多家大众传媒对待“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策略一样,周立波也选取了以小见大、风险最低、最讨喜的民生视角,不过他的个人化回忆照亮了主流叙事不可能照到的灰色地带,褒扬中有戏谑和批判,嘲讽但是不失善意。周立波像说书人一样,勾勒出大时代和大上海的侧影:“今天棋牌室遍布上海大街小巷。政府这方面宽松了,你们有快乐的权利,可以小赌赌,大赌是要抓进去的。在1980年代,打麻将绝对是大事情。我1982年就会打麻将了,同学教我的。每次都要把窗帘拉起来。同学的爸爸是当年把红旗插上厦门岛的特级战斗英雄,受伤无数,像一副麻将牌挂在身上。”战斗英雄喜欢给周立波讲自己如何从尖刀班班长成长为尖刀排排长、尖刀连连长的事迹,全班人都死光了,他成了班长,全排人都死光了,他成了排长,全连人都死光了,他成了连长。“哪像电影里演的,‘砰’一枪不死,‘砰’一枪不死,是人,‘砰’一枪都要死的。”借战斗英雄之口,周立波解构了曾经被经年累月宣扬的红色神话——改革开放就是从神话的破灭处起步的。
国门乍开,上海的第一支电视广告是万宝路香烟。“美国赤佬真的会做生意,广告进来了,东西没有,天天给你看,买不着。”周立波说,要买万宝路只能去涉外的宾馆。市场的口子已经打开,物质却依旧匮乏,“打桩模子”和“酱油朋友”应运而生。
“打桩模子”是蹲在涉外宾馆外倒卖紧俏物资的二道贩,他们守株待兔的时候,双手插兜,有规律地抖着双腿打发时间,就像打桩时候的模子。
“酱油朋友”往酱油里掺水,造假致富,开车不带安全带,还说自己很“闷心(郁闷)”,总是接到警察罚单,好像要他去约会一样。闷心之余,酱油朋友想了一个办法,背只书包冒充安全带。警察再也不来找麻烦。没出几天,书包背反了,又猛吃了一记罚单——规则与执法,猫与老鼠的游戏,周立波在“酱油朋友”上转了一大圈,亮出自己的观点:“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龌龊,是有原罪的。”
“战斗英雄”和“酱油朋友”确有其人。“我的段子极少是虚构的。”周立波说。周立波随身携带笔记本,碰到有意思的事情就记下来,他指着笔记本上一行行简短的记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页都有好几个段子。”
金融危机的时候,国内一些专家在媒体上宣扬中国的金融体制比美国更健康,周立波跟《理财周刊》总编吃宵夜时问对方,你怎么看美国的次贷危机?对方说:次贷危机是金融体系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才会有的毛病。后来周立波就多了一个段子:“次贷危机是一种金融成人病,中国没有不意味着中国金融体制更健全。哪有五六岁的孩子会得性病呢?”
与传统滑稽戏张家长李家短的市井气不同,周立波喜欢看书、看报,日浏览14种主流报纸,上网3到4个钟头,经常在他的清口里嵌套“恩格尔系数”、“赫德”、“开埠”等名词。
新闻里讲到温家宝在剑桥大学演讲被德国留学生掷鞋。周立波兴奋地给制作人周江颐打电话:“我晚上要表演这个段子。”挂断电话,周立波从网上调出温总理在剑桥演讲的视频。“看了几遍之后,他就抓住了温总理的某些特点。”从旁观察周立波创作的制作人周江颐兴奋之余有些忐忑不安,怕把握不好安全系数,遂请示文广演艺中心总经理吴孝明,表演的内容还包括温家宝的“环法游”。吴孝明召集了班子会议,讨论的结论是:周立波的戏仿没有丑化温总理,没有不敬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或者书面通知,告诉我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什么应该怎样演。”周立波对自己的完胜挺满意,“现在的环境足够开放,就算领导人坐在下面,我还是照讲。有人说这是大胆、首创,那只是他们不敢讲而已,也许他们还没有习惯日益宽松的民主氛围。”
“周立波调侃的东西,赵本山是调侃不了的。看今年春晚的《不差钱》,我也笑了。笑过以后,觉得自己好生无聊。前作家部长要我们细想‘调情’背后的‘文化’含义,我考虑很久,留下的仍然是一个被丑陋化的农民和妖魔化的苏格兰。”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说。
“我本来觉得郭德刚不错,有草根的顽强。但有一次我听他说的一个段子,不寒而栗。他说:这个世界,父母不可靠,兄弟不可靠,夫妻不可靠,朋友不可靠,你我最可靠,你花两块钱,我给你说相声。再看别的明星,黄宏以很阳光的态度在小品里暗中塞进黄段子;赵本山的小品里有一些底层智慧,但更多地是取巧和媚俗,《卖拐》简直是在欣赏欺骗。”在李天纲看来,周立波跟赵本山们是不同的:“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上海人却不能不谈政治。因为中国近代很多大事件都发生在上海,一部上海史,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史。”
别再“半杯口水淹死人”
2009年5月15日,上海文广集团邀请政、学、艺各界人士召开“周立波——海派清口”研讨会。上海本地媒体把这看作官方对周立波的肯定。
上海文广影视集团总裁薛沛建在开研讨会当天早晨收到海外朋友的短信,周立波在《笑侃三十年》里模仿温家宝,海外正面报道很多。
文广影视集团副总裁任仲伦把周立波及海派清口称为“事件”,“事件和事情不同。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但对社会大局影响不大。”任仲伦认为周立波的成功之处在于用个人化的叙述触及宏大命题。“他表达的不是文广的观点,不是上海的观点,是他个人的观点。中国在公共场所可以出现未经审查的、带有浓烈民间色彩的叙述,体现了思想的自由。”
事实上,周立波的民间叙述吸引了上海市大批的领导干部。局级干部参加的党校学习班上,不少领导托熟人找票,却都得掏钱买票。
长期从事文艺管理工作的郦国义在研讨会上呼吁新闻界帮周立波挡风雨:“半杯口水可以淹死人。”周立波之前,上海滩曾经有本土笑星蔡嘎亮,以国际电影院的茶座为根据地,戏仿流行歌手、大讲时事段子。蔡嘎亮最红的时候,郦国义连续三晚去国际电影院看他的演出都买不到票。不过好景不长,如日中天的蔡嘎亮因为“转会”惹上经济纠纷,却被举报在演出中犯了政治错误,从此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有老百姓愿意自己掏钱购买的娱乐,但是上海没有。周立波出来之后,有些学者说他顺应了天时地利人和,代表了海派文化的崛起。要我说,他是替上海补了市民娱乐文化的一个缺。”郦国义经常参加宣传部系统组织的各地文艺市场调研。他在天津听过相声,东北看过二人转,湖南湖北听过“说笑”。不少“说笑”场子,一家人围坐在剧场里,吃着瓜子,边看边笑,热闹得不得了。当地文化市场的管理人员介绍说,有时也有“黄段子”,但以小孩听不懂为限,说得过了头,带孩子的家长就不来了,票房也就会受影响。“‘文革’中的荒诞往事,今天老百姓特别看不惯的问题,都可以创作出很多段子。”郦国义的信心来自于他当年在《文汇报》工作的经历。1980年代初,《文汇报》组织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新歌征集评选,朱逢博因为站在绿色灯泡围成的乐池上唱歌,被指责为“资产阶级酒吧作风”。另外一支参赛歌曲《妈妈教我这支歌》虽然获得了大多数评委的认可,也遭到了一位资深音乐家激烈的反对,理由是:“能用这样软绵绵的情调歌唱我们的党吗?”资深音乐家的反对票至今保存在郦国义的办公桌里,作为历史演进的真实见证。“你再演二十年,政治肯定会更开明。”郦国义告诉周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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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岩 编辑: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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