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请观众鉴赏他的“头势”，油光可鉴，一丝不乱——十足的“小开”派头 图/郑敏

“我很久不认为上海人歧视外地人了”

“海派清口”的舞台清爽到了极点，大上海的派头却依然不肯放下。两只欧式古典风格的沙发一只朝前，一只朝后，分立舞台两侧，却永远没人坐。周立波身穿阿玛尼从纸板做的石库门里走出来。

转入正题之前，照例是暖场。周立波的策略是树立一圈“他者”——赵本山、小沈阳、郭德刚、央视春晚，各个与他不搭杠，中间是“吃大蒜”和“喝咖啡”之间的距离。这样的撇清每每引发台下上海人会心的爆笑。

物质匮乏的时代，一样荷包羞涩的上海人发明了假领子，今朝一件白衬衣，明朝一件格子领，后天换成蓝领子，看得外地人眼花缭乱；虽然也曾在西装外面罩套袖，也曾三五年舍不得撕去太阳镜上的商标，到底是上海人最先觉悟，西装袖口的商标不剪掉，“腔调再浓”也是“巴子”（土老帽）；外地人不是经常揶揄上海人小气，当年曾经有半两粮票吗？那是因为剩下的九两半都上缴国库了啊。“侬不是常说阿拉上海男人娘娘腔吗？像纯爷们小沈阳那样穿着裙子戴着发卡在台上舞翩跹，阿拉是做不出的。”

“上海人好讲派头，有点虚张声势的意思。但讲派头总比耍无赖好。至少能维持一个人表面的尊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认为，周立波的海派清口里蕴含着上海的文化密码，里面藏着自豪，也藏着悲情:“其实我已经很久不认为上海人歧视外地人了。上海人已经实在没什么资本，人口不占优势，生活方式影响力不大，经济上受压榨，文化上有异己感——‘文革’的时候，北京来的红卫兵专在上海街头剪女人的尖头皮鞋。上海人是下不了这个手的。上海曾经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文革’时上海也是极左言论的策源地。1978年之后，上海人在思想上比较郁闷，想建成经济中心也一直建不成。当周立波在台上说出，上海人挣100块钱，其中87块交给国家，自己留13块的时候，我当然感谢他。”

“87块钱上缴，13块留给自己”的典故，在周立波的成名作《笑侃三十年》和《笑侃大上海》里都被提及。事实上，《上海财政税务志》有更为精确的数字:从1949到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3911.79亿元，其中上缴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

“地域性问题从来都是敏感话题”，李天纲也注意到了“不说粗话脏话，请说普通话”的标语牌。他认为这条标语背后的逻辑非常值得商榷。“康德说过，人类两个问题不能碰，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信仰。”

对于研究意识形态的哲学教授李天纲来说，周立波最大的价值是为公开的、健康的谈论地域性话题开了个头。1990年代初，《时代》周刊曾经发表文章，讨论如果美国各州独立的话，“加州共和国”的实力排世界第七。南北加州的对立长期存在。旧金山人看不起南加州，认为自己空气清新，葡萄香醇，知名大学云集，而南加州空气污浊、喝水还要靠北加州……双方争论非常激烈。“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一个国民可以在地域上自由流动的社会，这种讨论是能够被容忍的。因为选择一个地方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