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炸裂志》：神实主义还是“常识主义”？

被誉为“长篇年”的今年，我们连续看到马原、韩少功、余华、苏童、阎连科等重要作家的新作，频频出现的长篇小说不断引起了文学界的讨论，也正因为扎堆式的新作，在吊足读者胃口的同时，也在试探读者的鉴赏力。围绕这些作品的争议同样起伏不定，也不过说明了这一代作家的写作，支撑他们的某些动力或者说天赋正在磨灭，疲乏的重复的难以引起新鲜感的阅读感受在许多评论和读者那得到了认同。我们可能需要仔细的问一问为什么了，这些代表中国当代文学主流力量的作家们，或许真的度过了写作的巅峰期，而不断快速推出新作，可能原因就像爱丽丝·门罗说的，免于失去写作能力的恐惧感。

而实则，他们完全不必如此焦虑，相反，他们需要焦虑的恐怕是另一件事了，新作是否反而让读者质疑了他们描述当下的写作能力？或者说，他们为当下提供了什么样质量的叙事，在他们眼里，读者还是十几年前的读者吗，还是那些懵懂无知对周遭世界变化迟钝的人群吗？我就以阎连科的新作《炸裂志》来试图讨论这个问题。

地方志印证了“常识主义”

阎连科新作《炸裂志》有一个稍显创新的结构，整部小说以地方志形式谋篇布局，从编撰委员会介绍到舆地沿革、人物篇、政权、传统习俗等等，活脱脱一个地方志的目录形式，而在开篇阎连科更是将自己真名代入其中，称作为全国著名作家受邀领衔编撰炸裂市的志记，并且终稿还是在香港浸会大学任驻校作家期间完成脱稿的。这亦虚亦实的描述着实增添了这地方志的一点真实性。

可惜，读完此书的感觉，就是地方志形式对于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并无帮助。没有地方志结构，也还是那么些情节、人物。在叙事的连贯性和志书的理性梳理之间，阎连科选择了前者，那么，在浏览一遍目录后再读内容时，就会发现，此书只是在小说外面硬套了一个地方志框架，两者之间并无谁得益谁的关系，平添了生硬和矛盾而已。这也并非是阎连科在结构上的首次尝试，《日光流年》里的情节倒置，《受活》里奇数章节，直到《风雅颂》里以《诗经》篇目来作目录，其时便呈现出了无法调和的生硬和矫饰。

《炸裂志》的情节概括起来并不复杂，一个叫炸裂村的地方，似乎闻到了世界将要变化的前兆，这所谓的前兆成功被全村人的夜梦预示了，于是全村人都在半夜起来按照梦的指示，出门捡到的第一个东西便是自己人生的未来写照。权且不说一个小乡村路上能捡到什么物件，来昭示自己的未来，就说这些个梦的预言，也难免略显奇怪。这样情节安排无非是为了说明，一个小乡村将要按照自己的命运去拓展自己的疆土，身处其中的村民们，敏锐捕捉到了外界变化，顺应潮流，起早大干一场。为了衔接这个逻辑，寄托于梦境是安全的，也是很“传统”的，看到这里，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作家的想象力，并无好坏，但联系到后文无比写实的地方经济发展现实写照，这样一个“梦的解析”也就有些草草开场的意味了。和炸裂村的高速发展一样，后面的情节也是奔涌向前，毫不停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种种变化被极端压缩进了这个炸裂村里，在村长孔明亮的雄心以及野心下，炸裂村依靠偷盗途经此地火车上的物资迅速暴富，在经济指标统摄一切的大背景下，炸裂村升级成了乡，然后依靠同样的手段升级成了镇，到这一步，游戏就复杂了，靠偷盗是不行了，需要“洗白”，于是娱乐城发廊进入了经济中心，乡镇依靠这个升级到了县，再从县到市，就更复杂了，需要引进外资，靠的仍然是姑娘们，当炸裂市成立之后，想要继续成为直辖市的欲望主导了情节，于是所谓半个月之内造出亚洲最大的机场和新建铁路网等条件出现了，当它们实现之日，也就是升级为直辖市的日子。而同时，炸裂市的崩溃之日是由市长孔明亮的弟弟孔明耀完成的，当哥哥以经济手段制造出一个从小村落到直辖市的奇迹时，他借用哥哥的权力率领由全部市民组成的武装部队去抗议美帝国去了——以政治手段瓦解了这个奇迹。

是的，这样一个情节多么写实，无论是从地方经济发展还是从实现手段再到隐晦的城市命运变化，这部小说可以说忠实衔取了三十年来散落在各地的特征组成。看这部小说的情节，可以说很熟悉，熟悉到了常识的地步了，这也就是我想说的“常识主义”。这个词并不复杂，同所有生搬硬造的“主义”一样，“常识主义”成了现在许多作家写作的法宝，阅读这样的作品就像看深度纪实报道似的，都是常识，不同的是一个是碎片的常识，一个是小说提供的长篇常识。炸裂市的变化内在逻辑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领导者孔明亮莫名其妙的野心，就是不择手段让炸裂村一直像玩游戏升级一样，到成为直辖市，甚至于若不是弟弟捣乱，他内心还有成立炸裂国的打算。另一个便是其家族仇人的女儿，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成为他妻子的朱颖，依靠一批批姑娘帮助他实现了计划。

性和拜金，似乎是许多作家面对当代中国无法绕过去的主题词，而我绝不相信，依靠这两个词就能透彻看到三十年来的历史逻辑，或者说，这无疑是简化了历史，简化了人性。更何况，此书事无巨细描摹了炸裂的一步步变化，如何从简陋的地理到华丽的建筑，至于人物倒是沦为了配角，沦为了这场游戏升级的工具。孔明亮和朱颖从头到尾的性格和思维，没有变化，甚至可以说是波澜不兴，扁平化的人物形象，让此书真的成为了一本“地方志”，集中讲述了貌似惊人却并不新鲜的常识。

而结尾处，作者说当他拿着这本写就的志书去给市长孔明亮看时，孔明亮大发雷霆将作家逐出了此地——也是他的故乡——永不得回来。在这里，阎连科不无感性的怜惜了一番可怜的自己，因为直言写实而被驱逐，这同样也是在批评孔明亮这样的官员，不肯承认一路积累起来的“原罪”，毫无直面勇气，更何谈赎罪。更可惜的是，这本是小说最应展开的部分，最应追究深究的部分，在小说这里，成了一个结尾隐含的意味，而不是情节自然而然指向的自赎或救赎。

架空的“神实主义”

对于《炸裂志》，给予它的标签仍是“神实主义”，仿佛这个词是阎连科独享的，无论在任何文本中，都可以像品牌一样打上。而所谓“神实主义”，自然比“常识主义”要略微复杂一些，在阎连科的《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他对自己的“主义”有详细的解释，也谈到了自己受马尔克斯这批拉美作家的影响。归结起来便是说，神实主义绝不排斥现实主义，但它努力创造现实和超越现实主义，表现为“人之灵神、生活之精神、现实中几乎所无法感知的逻辑之血脉”。阎连科说《炸裂志》的书写是自己“神实主义”最尽情的一次。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炸裂志》是如何发挥了“神实主义”的神采。在小说依托的地理背景里，炸裂村本应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乡村，但由于被小说的前进逻辑——炸裂村要不断升级——驱使，这个传统性并无多少表现，转眼即逝。所谓“人之灵神”，除了开篇的那个颇有预言性质的梦境之外，其余的“灵神”在哪里？人物行为简单，孔明亮只知道掌握更大的权力和更大的行政管辖区，朱颖只知道凭借手里的女色控制与丈夫之间的紧密关系。要说真有扎根于本土的“灵神”，那也应是包含乡土道教、泛自然信仰等生发出来的感官感受，是人物在行使自己世俗行为逻辑之间停顿下来，思考一番与“灵神”的关系，思考一番自己的正确性或合理性。如此才称得上是人有“灵神”，展现人性有其复杂性。而这点，在此书中是缺失的，并且缺失得理直气壮，毫无顿挫。主角的成功轨迹何其辉煌顺畅，世俗权力已足够应付世界变化，又何谈需要“灵神”来阻挡，来助益，来反思？反而谈到此，让我想起小说《白鹿原》中的“白鹿”形象，在整个小说情节关键处不断闪回出现，与角色内心相通感，这是“人之灵神”。在一次访谈中，阎连科不无骄傲地说起此书主角孔明亮的权力逐步增大时候，他对自然的掌控也随之变大，他可以让秘书钮扣自动脱落，可以让铁树开花，可以让花园从秋转春，这里的想象逻辑是建立在权力万能基础上的，是孔明亮这类人的思维逻辑，硬要扯上是“灵神”，那也只能是从世俗钱权生发出的“现代灵神”，是变异、嫁接的。

至于“生活之精神”，此书所描述的生活又何其简单明了，既无传统乡村生活，如林语堂笔下的那类生活精神乐趣，也无现代国民形象的理想生活写照，换言之，抛弃过去和未来设置的当下生活，传达出的是什么意味？仅是可笑，荒诞？还是典型纪实报道，让人们在平时看新闻时，由衷发出一声惊叹，“看，又一个炸裂市”。而“现实中几乎所无法感知”这一特征更是高估了自己的写作，这个说法很像叙事审美“陌生化”，阎连科说《炸裂志》“走向了另外一种中国现实，走进了大家不敢想象的现实，走进了大家看不见的现实，走进了不存在又存在的现实”。我觉得作家实在低估了读者的智商，以为读者什么都不知道，两耳不闻天下事？如果说作家依靠一个“现实”真的写出了人性复杂、世界幽微、生活趣味或是理想追求，那么这段“现实”也就在审美上真的“陌生化”了，带给了读者全新的阅读感受，而倘非此，仅是深入介绍了一段“现实”，将这段“现实”典型化、标准化。那么，读者又何尝不能指着《炸裂志》说，“看，又一个深圳，又一个东莞，又一个鄂尔多斯”。若非复杂人性展露其中，为外界传达不同个体的生存状态、生命感知、思想纠葛，又何必需要作家去书写，去直面，去荣辱与共？

在谈“神实主义”核心时，阎连科拿卡夫卡、马尔克斯的写作举例，根据因果关系得出了几个名词，如全因果、零因果、半因果，说中国作家写作跳脱不开这三种套路，而自己是开创了第四种叙事，是内因果，“只考虑内部的合理性，而不考虑表面上的合理性和原因”。放在《炸裂志》里，也就是前文说的孔明亮的想象合理性，依靠内在的权力逻辑，使得他可以为所欲为，随意控制自然外界的变化。看似很新鲜的名词，实则也不过是想象力程度的逻辑问题，难道卡夫卡笔下的K进不去城堡是没有内在逻辑，不是因为宗教背景下天生的被拒绝吗？难道《百年孤独》里，吉普赛人的磁铁吸走了全村铁器等描写，不是基于外来族群的陌生想象，自己民族丰富的神话逻辑？够精彩，够合理，这就是成功的因果关系。非要拿什么全因果、半因果之类来定位，这倒是有简化文本、美化文本的倾向，也是站不住脚的。

何况，孔明亮的这点“内因果”在小说中何其少，既不影响人物变化，也不影响情节走向，拿掉也无妨。

拿不拿掉，是否影响小说基调，进一步说，还是指向了作家自身的写作理念问题。建立在宗教信仰或宗教形式上的写作，往往善于借用现实寻找复杂人性与现代世界之间的种种极致状态。在汪曾祺、莫言、贾平凹、阿来等部分作品中流露出的儒家逻辑、佛教思想、道家生活、文人趣味等等，也是管中窥人心，有其建树，甚至于阎连科早期作品如《受活》都爆发出了残疾人群体的理想情怀，这种野心和雄心，去哪儿了呢？即便没有宗教理念做背景，按照启蒙精神、理想精神去照耀当下，探照人性有力量的部分预示未来，也是令读者激动而振奋的。何必如现在言不由衷、言不及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