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这个时代让人晕眩

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严歌苓将推出新作《妈阁是座城》。1月7日，严歌苓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表示，国内这些年的变化让她感到晕眩和无比新鲜，很多故事是从脑海中蹦出来的。为了写好这个涉及赌博的故事，她到赌场体验多次。谈到《金陵十三钗》等揭民族伤疤的电影，严歌苓坦言：“我们这个民族太容易忘掉一些东西，直到现在我们也拍不出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的电影。”

京华时报记者田超

□新书创作

澳门赌场体验生活

严歌苓此前曾创作过《天浴》《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陆犯焉识》等作品，是中国当代最高产的女性作家之一。这次推出的新作《妈阁是座城》，严歌苓重新回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中，视角对准大众并不熟悉的“叠码仔”群体。小说主要讲述了2008年至2012年，澳门赌场女“叠码仔”梅晓鸥和三个男赌徒的故事。

“有一次回国内，一帮很富有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些赌场的故事。我觉得怎么血淋淋啊、怎么这么残酷啊，我听完之后就到了澳门，去找赌桌另一侧的一些人——那些为赌场工作的人，了解他们的情况。这就是我这两三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谈到这篇小说的创作初衷时，严歌苓觉得可能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每次回到国内都感觉晕眩和无比新鲜，这个时代也充满诱惑，写作的时候很多故事都是从脑海中蹦出来的，“中国这二三十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太魔幻了。”

为了创作这部涉及赌博题材的小说，严歌苓专程去澳门的赌场里体验生活。她说：“我拿自己的钱学赌博，没想到第一次居然赢了，虽然赢得不多，还不到一千元。不过，第二次去就全输了。我就想找到他们痴迷的、白热化的境界，然后也没找着，但我学会了赌博，至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懂赌博的。”在小说出版之前，有点“心虚”的严歌苓把书稿给澳门的朋友看，“我把小说给赌桌两边的人都看了，他们的评价是‘写得真像’，我也就放心了。”

赌完之后写“情杀”

《妈阁是座城》中的女“叠码仔”梅晓鸥拥有多重身份，她身边的三个男赌徒同样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分别是北京的大房地产商段凯文、木雕艺术家史奇澜，以及梅晓鸥前情人、原国家某部委科技人员卢晋桐。小说除了描写社会物欲和赌场风云，重点写的是梅晓鸥的情感历程，将笔墨放在了“爱的救赎”上。

严歌苓认为，梅晓鸥是社会畸形的产物，“她是诞生在社会转型当中的一个人，想自强，又向往虚荣，变成了别人的猎物。她身上有女人的种种弱点，尽管也有很多叛逆和积极向上的一面，但是在这个时代就成了一个畸形的产物，她既是男人的猎物，又是男人的克星，既是赌博的敌人，又是赌博的桥梁。有人通过她走向赌博、走向毁灭，也有人通过她走向拯救，她是多面的、复杂的一个人。”

在严歌苓看来，通过梅晓鸥这个中心人物也可以观照这个时代。“当下这个社会处于转型的时代，充满诱惑，也非常魔幻。吃喝嫖赌抽，在社会转型的时代体现得特别有色彩。如果说要写魔幻题材，中国现在的都市社会就是很魔幻的，比如富人之间流行的喝红酒，花很多很多的钱去买一瓶红酒。我之前的小说《赴宴者》写了‘吃’，这个写了‘赌’，我还要写‘情杀’。”

□现实题材

现实比小说更魔幻

过去的一年中，很多作家都将视角重新对准社会现实，贾平凹、苏童、阎连科、马原先后推出了《带灯》《黄雀记》《炸裂志》《纠缠》等长篇小说。这也包括严歌苓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余华，小说《第七天》出版后却引来众多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对一些社会新闻事件的直观描写。

严歌苓至今还没有翻看《第七天》，不过她觉得故事题材来源于新闻事件，这本身没有问题，“我的新一部小说《老师好美》也是根据真实案件来的，也借用了很多网上看到的故事。我觉得关键是作家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诠释这个故事，这就是一个作家怎么来理解文学的，或者是魔幻的，或者是大白话的。”

谈到作家如何来描写社会现实的问题，严歌苓说：“我的看法是现实能够比我们创造出来的魔幻世界更加魔幻，很多东西作家写出来以后，人家就说你编造的吧。实际上，如果按照真实的情况来写，就成了通俗故事了。”

在严歌苓看来，每个作家应该是在诚实、自然的心态下写小说，“应该诚实地问自己，你认为你写的东西是文学吗？如果觉得是文学，那你就这样写好了，也许是你的一种写作风格的探索，或者另外一次突破。我写的时候一般是这个事件会不自然地来找到我，觉得不写不行了，这样一种状态。”严歌苓认为，作家有权展示这个社会的生活面貌，也有义务为各种社会问题找到答案。

□作品改编

张艺谋清心寡欲拍《归来》

张艺谋执导的《归来》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这是两人自《金陵十三钗》之后的又一次合作。严歌苓透露，小说《陆犯焉识》出版之前，张艺谋就看过书稿，要走了影视改编权，“张导说，他拍这部作品的时候不会被任何东西束缚，会清心寡欲地投入拍摄。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合拍的地方”。

严歌苓没有担任《归来》的编剧，她觉得导演有权用自己的思考来构建一部电影，“张导也说过希望我能够跟着剧组，但我实在是忙，还要照顾小孩，我的身体也不太好，经常失眠，肯定适应不了剧组的生活。”

对于《金陵十三钗》《一九四二》这样的揭民族伤疤的电影，有评论家认为，有很多观众对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历史和苦难，选择了逃避。严歌苓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她说：“我觉得中国人的苦难太多了，在我们的意识中有太多关于苦难的记忆，这个民族会选择一种防御系统，来筛选一些苦难记忆，这样才能投入到新的国家建设中去。如果现在重提民族的伤疤，还有观众在心理上想要逃避的话，我觉得是不可宽恕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拍出像《辛德勒的名单》那样，让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的电影。”

当记者问严歌苓，会不会像一些80后作家郭敬明、韩寒那样去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她笑着说：“如果作家都要去当导演的话，我觉得我是中国最后一个当导演的作家。拍电影涉及到方方面面，导演需要有很强的控制力，我的性格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