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我们是冒着风险去的
罗哲文经过考察发现:关于长城的长度,外国人是用比例尺从地图上量出来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长城不是直线,更不是水平线,也不是只有一道,而是曲曲折折、上上下下,由许多道所构成的;我国历史文献上的记载,虽然比较可信,但没有把一道长城的双重、三重、多重的长度计算在内;许多人认为,各个朝代的长城都是在一条线上修筑或重修的,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比如秦、汉、明三个朝代的长城,都不在一个起点,也不在一个终点,相去数百甚至上千里。
局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
1952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文物维修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展开。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了维修长城、向国内外开放的意见。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罗哲文。
长城维修的第一站,是八达岭长城。罗哲文先乘火车到达八达岭车站,然后骑着小毛驴上山考察。后来他回忆道:“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经很晚。当时的八达岭满目荒凉,夕阳照着山上的长城残骸。我想起当年戍边的战士就在这儿待着,当年的长城一定非常的雄壮。”
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意思
解放后,首都北京面临着大规模的重建,当时围绕着老城墙拆除还是保留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罗哲文的老师梁思成先生坚决反对拆北京城墙。北京的城墙拆除之前,罗哲文曾经对城墙做了一次认真详细的调查、测绘,他一步一步地沿着城墙勘测,并且拍摄了很多照片,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烧毁了。
这里面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政府
1953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一些人主张扫除北京古建筑,马路要笔直,开车要无阻拦,体现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楼等都在拆除之列,最后竟然轮到了团城。
当时罗哲文所在的文物局正好在团城办公,又担负着保护文物之职,为此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指示下,罗哲文写了一篇关于团城的文章,配以大量图片,发表了出来。为了保住团城,罗哲文数次找梁思成商量,梁思成也一样心急如焚,甚至把苏联专家搬出来共同寻求办法,最后,罗哲文起草报告,梁思成面陈总理,终于保住了团城。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在梁思成等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之下,从营造学社开始,罗哲文就养成了严谨勤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在他看来,古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他热切希望后辈学者能够接过自己手中的尺笔,好好保护祖国博大精深的古建筑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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