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十世纪初的学人来说，陈寅恪是个百年不遇的治学奇才。他于光绪二十八年随兄长陈衡恪东渡日本。那一年，陈寅恪12岁，三年后，他因足疾辍学回国，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继续学业。1910年，时年20岁的陈寅恪再度漂洋过海，先后辗转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等世界知名学府。那些年，陈寅恪更像是一个云脚僧，他在世界学术的大摇篮里汲取自身所需的各类养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陈寅恪再度启程，前往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后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学习东方古文字学、中亚古文字学，并兼修蒙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吐火罗文、英文、法文、德文等十几种语言。单单这一些经历，就让人不得不对他竖起大拇指。吴宓称他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就连梁启超也谦虚地向人介绍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就是这样一个游学世界，却没有拿一纸文凭的大学者，在1925年回国后，经吴宓和梁启超举荐，走进了北平西郊美丽的清华园。
1925年，时年35的青年导师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的敦促下回国，住进了美丽的清华园。
记者：很多人都把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一个千古奇才，最主要的就是认为他是一个可能前不见古人，后也很难有来者的一个读书的种子，他的旧学其实从小在家庭的环境中间已经就打的很深了，然后最主要地他的西学他的新学的东西，也是当时候的同时代的人，包括后来一直到今天，恐怕我们还找不出一个人，有过他这样广泛地深入地这种训练，很难做到这一点。
嘉宾：对，你讲的是有道理，他当然他国外学那个比较原始，但是在当时柏林大学这种学术环境，他接触的当然不光是语言学，包括史学，哲学，社会学，他都接触过了。你看当他从德国回国带回来的书，你就可以知道了，里边有很多是西方的哲学，西方的文学，西方的历史，那就是说他在国外，他已经注意，已经读这个虽然他没有修这些课程，但是他已经接触到这个。
记者：接触这些，关注这些了。
记者：可能自己私下里头还在读，自学这些东西。
嘉宾：所以他回来以后，他做历史，他就与传统的那种史学就不同了。
记者：不同了。
回到清华，陈寅恪很快为国内国学和史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只是，长期游学国外的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时局的动荡已经足以令知识分子忧愁了。
1924年10月末，就在陈寅恪归国前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清末帝溥仪被驱逐出宫，王国维将此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淸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虽然最后未能实现，但彼时政局带给北平知识界的波澜和挣扎可见一斑。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脚步逼近北平。6月2日，陈寅恪在清华的学知和同仁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后，自沉昆明湖。这给十几个小时前还与王国维坐而论道的陈寅恪带来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他好象也曾经也说过，就是一种文化这种剧烈地变化，就是其实最痛苦的是被这种文化已经化育的，这种文化人，他的内心的痛楚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他其实就是说的是自己。
嘉宾：对，他就是在纪念王国维的时候讲了这些话，所以可以说这点来讲，他是跟王国维先生很相近。
记者：是同气相通的。
嘉宾：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王国维也认为现在，他原来那种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了，他就很失望，陈先生我认为他不是，他并不以为这个社会的变革，就把整个文化都没有了，他这点就跟王国维我看是不同。
记者：王国维是随着那个旧的朝代，一起就去殉葬去了等于就是，他虽然陈寅恪先生对他有一个新的解释，认为他殉的不是这一个朝，殉的也不是某一个人，他殉的是这个文化，
嘉宾：对
记者：所以这种沉痛就愈发地深沉，但是在陈寅恪自己看起来的话，他不必走王国维的这条路的。
嘉宾：是，这点是跟他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人来讲，这两点，这两个人都是相同的。
1929年夏，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文中这样写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份“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后来也成为陈寅恪治学一生的信条，后世学人求学的典范。
与王国维不同，对传统文化充满希望的陈寅恪对学问仍然孜孜以求。1929年，时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的他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了深入详尽的研究和著述。
嘉宾：关于他的这个学问，现在讲的很多了，有些人就不太理解，为什么他在国外留学，学的都是梵文。
记者：吐火罗文、巴利文。
嘉宾：巴利文，那学这个主要是读古本的那个佛经，为什么他后来并不研究佛教的那个东西，他在有一个地方表示，他说我只是把佛教的经典的不同的那个版本，做一个比较，就是说有些主要是汉文的那个佛经，翻译不准确，
记者：对。
嘉宾：所以他认为你要读佛经，领会那个佛经的话，你必须要精通佛经原来的那个文字，原点。
记者：就是做学问做到陈先生这个境界，这个层次，他不可能再相信别人的第二手资料。
嘉宾：对。
记者：他一定要倒回去，倒到那一个原点，所以宁肯花很多的时间，在国外留学去学这一些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他甚至还学过藏文和蒙文是吧。
嘉宾：他藏文也很懂。
大量语言的学习，大量佛经的考证，使得陈寅恪以一种旁人无法企及的方式亲近历史，扎根传统。
嘉宾：所以他实际上读那个佛经的话，是为了研究历史。
记者：对。
嘉宾：因为中国的历史从汉代开始说吧，受佛教影响很大。
记者：对。
嘉宾：特别到南北朝以来。
记者：隋唐，都一样。
嘉宾：一直到宋代，
记者：对呀。
嘉宾：宋代那个理学都是受那个佛经的影响，所以他认为你要深刻理解中国历史的话，你必须要理解佛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记者：对，他其实对佛教的研究，包括他读佛经的这个心得，都已经融到了他的历史研究中间，
嘉宾：对了。
记者：他的《两晋南北朝论稿》里头，肯定要接触大量的当时候的一些佛教的一些资料，包括他研究那个白居易，他不就研究过白居易的思想行为和佛道的关系，里头大量地引述了当时候的白居易同时前后的，唐朝的佛教界的很多地情况，以及佛教对士大夫的这种关系，那个如果不读佛经，他怎么去研究白居易，怎么把白居易能够研究的透呢。
嘉宾：所以他就是，实际上他就是要研究中国历史。
上个世纪30年代，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的陈寅恪开始在学生中开设佛学课程，以理清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影响。他讲课时旁征博引，引诗举史，多种语言齐发，学生们常感慨，要听懂陈先生的课，绝非易事。多年后，曾在中山大学校园里亲自聆听过陈先生授课的胡守为教授，对老师当年讲课的情形依旧记忆犹新。
嘉宾：这个走廊就是跟学生上课的地方，
记者：学生上课的地方。
嘉宾：就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他上课的，这是唯一我看了，好像这个唯一一张上课的照片，就这个了。
受邀来岭南大学教书时，陈寅恪几乎完全失明，长期严重用眼过度导致他双眼视网膜脱落。校长陈序经于是特别批准他在这栋小楼二层的过道里设立临时教室。
记者：跟他上课的学生多吗？
嘉宾：这样，他当时开一个叫《元白诗笺证稿》。
记者：《元白诗笺证稿》。
嘉宾：选课的人最初大概都有二三十个人、三四十个人这样，到最后的就剩下就不多了，因为听不懂。
记者：听不懂，听说陈先生讲课的时候，是各种语言杂在一起的，对不对？
嘉宾：他讲这个《元白诗笺证稿》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就不用了。
记者：用不着，对《元白诗笺证稿》没这么复杂。
嘉宾：没牵涉到外语就没有了，大概讲佛经，翻译文学的时候他就会用很多的语言来引证。
嘉宾：我读过他的课，读过两晋南北朝史，唐史。
记者：他来到岭南大学的头一年开课的时候，据说只有一个学生听他的课。
嘉宾：就是我。
记者：就是您啊，那您就是最贵的学生了，当时他是最贵的教授啊，开了一门课就您一个人。
嘉宾：就是我，就是我听，所以当时刚刚解放不久，有些学生出去搞各种活动啊，这个就不上课，我是不敢的，因为我一不上课，就等于没有人上课。
记者：就没有人听课了，对，就是清清楚楚，您逃不了课。
嘉宾：逃不了，我一定要上课。
嘉宾：陈先生讲课非常投入，助手有时候怕学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就写板书，那陈先生有时候自己也写。
记者：他自己也站起来写板书。
嘉宾：站起来写，所以有时候写他看不清楚，所以重叠的就有，他写字跟以前写下的东西重叠了。
记者：重叠在一起了，字对字。
嘉宾：他因为看不清楚，所以我说他非常投入，他就不用让助手写，他自己写都有，有时候他讲的那个比较兴奋，那个助手写板书就有声音，滴滴答答有声音，他就不高兴，不写不写，
记者：就先别写。
嘉宾：就是影响他那个讲课，所以有一次我看到那个助手在写的时候，他说不要写，那个助手就恼火了，把粉笔摔着，他当然也看不见，陈先生也看不见，我就说这个就可见他，他非常投入。
晚年的陈寅恪，由于双目几乎失明，许多工作不得不由助手来协助他完成。学生多时，这条小走廊，几乎人满为患，人少时只一人，陈先生也一切照旧，一丝不苟。
嘉宾：我上课的时候，尽管是一个人听课，他的助手跟我讲，他说你来上课以前，他必定要我把下堂课要讲的材料读给他听，读完以后他听了，他考思好了，才上课的。
记者：给一个学生讲课这么认真。
嘉宾：另外我也讲过几次，我就非常感动，我一个人上课，当时在那边上课，我进门口的时候，教授说学生来上课了，他非常客气，他都称胡先生。我当时当学生，他还称我胡先生，他在那边是在一楼工作的，他起居室是在二楼，他就从工作室里面出来就上二楼，换一个长袍下来上课。
记者：陈先生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永远穿长袍。
嘉宾：穿长袍，夏天都是这样。
记者：夏天都穿长袍？
嘉宾：所以我非常感动的对这个。
记者：很正式的，
嘉宾：非常正式。
记者：对，因为长袍就当年读书人，等于是他的礼服。
嘉宾：对对对，他一点也不马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