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西方知识界回顾 曼德拉理想斯诺登风暴等

然而，“羡慕独裁论”的反讽在于它是反历史的。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民主显示出比独裁更强的优越性：“更好地应对了任何政治体制都必定会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危机。”民主政体赢得了多次战争，从历次经济灾难中获得复苏，适应了各种环境的挑战。而独裁者恰恰是因为能够一意孤行地决断行动，才会最终犯下灾难性的错误。

润斯曼论证民主的长程优势，并不是要为浅薄的“民主必胜论”背书。相反，他指出民主的困境在于“信心的陷阱”：胜利时刻“无根据的自满”，危机之中“无益的急躁”。如何走出自满与急躁之间反复摇摆的困境？润斯曼邀请人们重温几位被严重误解的思想家：托克维尔，以及二十世纪的凯南（George Kennan）、哈耶克和福山。他们从来不是“民主必胜论”者，而是民主的警策论者。他们彼此不同却共享着一个特征：在失败感蔓延的急躁中，提醒民主的长程优势；而在公众普遍自满的时候，发出“悲观”的警告：“民主政体并没有从其长程优势中获得正确的经验，因而它们变得疏忽和傲慢，而不是更为强健和聪慧。”但这些思想家对于民主复杂的关切与焦虑往往被淹没，让位于“民主最终胜利”的口号。公众的口味偏爱“胜利的神话”或者“灾难将至的寓言”，但民主的真相是既不注定成功也不注定失败。不如说，民主的成功总是可能打开通向过度自信和自满的失败之门。

《美国利益》12月发表福山的文章《美国政治制度的衰退》，选自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为润斯曼的论点做出了一个佐证。

重访《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2013年上映的传记片《汉娜·阿伦特》，在艺术院线获得相当好的票房并受到许多评论者的赞誉，也激发知识分子重新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激烈争论。焦点问题仍然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判断是正确的吗？以所谓“恶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来把握这名纳粹高级军官的暴行是恰当的吗？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里拉（Mark Lilla）在《纽约时报书评》上连续发表两篇长文，评论了多部与纳粹大屠杀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在《阿伦特与艾希曼：新的真相》一文中，里拉指出了影片“最严重的问题”：关于真相。这个故事赞颂了一个思想家为自己立场辩护的勇气，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阿伦特若还健在也会不得不承认”。里拉的批评很明确，阿伦特当初的判断是错误的。最近十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和文献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罪恶机器上平凡的“齿轮”，或者简单服从、无力思考的官僚，而是主动、积极和自觉地参与并影响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战略。

艾希曼在1960年被捕之前匿藏于阿根廷，其间他写了长达五百页的回忆录，并接受了一名纳粹同情者的长篇采访，在大段的独白中骄傲地谈论自己“为了我的血液和我的人民”去消灭“这个世界上最狡诈的人群”，并为“总体灭绝的想法未能全部实现”而感到遗憾。由此可见，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而“恶之平庸”只是外表和掩饰。里拉认为，阿伦特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有两个不同动机，一是公允地处理所有造成“终极解决”的因素和成分，并理解它们如何影响了施暴者和牺牲者。在这个主题上阿伦特是一位先驱，当初她受到攻击的许多观点如今已成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