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的胡适和“不饶恕”的鲁迅

也就是说，胡适的“容忍”，背后有一个知识论上的哲学基础，构成这个基础的有中学和西学两个单元。就其中学这一块而言，支撑胡适容忍说的就是胡适自己于1940年代引用过的宋朝哲学家吕伯恭的八个字：“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胡适说：“宋朝的理学家都是讲‘明善’、‘察理’的。所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说善与理是不容易明白的……这不但是我写《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的哲学背景，所有一切保障自由的法律和制度，都可以建立在‘理未易明’这句话上面。”{7}从知识论角度，既然知识即“理”不易明白，容忍也就成为必须，唯其如此，才有所谓自由。胡适说：“言论所以必须有自由，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们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我们所认为真理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错的。”{8}正因为从容忍到自由，胡适那里有一个“理未易明”的知识论的底子，所以，当人们一般认为容忍只是一个度量问题时，胡适才能说：“人们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会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会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会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9}为不容忍的现象寻根，从而指出它源于知识观念上的一种绝对的自信：应该说，胡适的工作是很深入的。联系他在上一篇《容忍与自由》中，力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力反“我的意见就是‘正义’”，就不难明白胡适为什么那么警惕“正义的火气”以及“正义的火气”所潜藏的危险了。

鲁迅不然。“不宽容”的鲁迅，在知识意志上有着绝对的自信。鲁迅的“明确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不是并列结构，乃是前因后果。对鲁迅而言，“好恶”之所以热烈，盖因其自己对“是非”是如此明了。因此，鲁迅动不动就以“骂”表示自己“热烈的憎”，一泄那克制不住的“正义的火气”。在知识论上，胡鲁不同在于，当胡适小心翼翼于“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时，鲁迅接下联似地对了八个字——那是一篇文章的题目——“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这表意相反的八个字恰好也来自宋人，是宋人托名苏洵所作《辩奸论》中的句子，原句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在这个题目下，一向“理有固然”的鲁迅，是在驳废名。那刚性的话语，就像题目一样，令人不容置疑。作家废名不过认为“文学不是宣传”，这回笔名是“直入”的鲁迅单刀直入：“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甚至还机智地用对方作例：“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一样，‘废名’就是名。”{10}咄咄逼人的逻辑，逼人到墙角。鲁迅错了吗？似乎没错。那么废名错了吗？似乎也没。因为鲁迅忘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猎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11}

试问鲁迅何以断定是非，或，在鲁迅那里，是非何以俱在我手？这个问题，鲁迅是这样回答的：“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听说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我没有见，我就不以为有杏花和碧桃。——然而，那些东西是存在的。——学者们怕要说。——好！那么，由它去吧——这是我敬谨回禀学者们的话。”{12}这声音似曾相识：是“万物皆备于我”、还是“天下无心外之物”、抑或“存在就是被感知”？像极了王阳明、贝克莱那样的知识谱系。只是眼不见碧桃，它就桃（逃）之夭夭？套鲁迅当年笑话范文澜的笑话：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的存在么？终于明白，鲁迅谈理说事论是非，用的只是一杆秤，权衡就是“我以为”。这种“以自己为主”的“我以为”，是一种主观意志（包括知识意志）上的“唯我论”，英国的伯林专门给它订做过一个称谓，叫“独断式的确定感（dogmaticcertainty）”。

“独断式的确定感”，其实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自由主义对它有着本能的戒惧。以上谓胡适的知识论里有中学和西学两个单元，比较之下，胡适宽容精神的形成，更得益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浸染，所以，在《容忍与自由》的讲演中，他在提到吕祖谦时，也不止一次提到穆勒（大陆现惯译为“密尔”）。以穆勒（密尔）为代表的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在知识论上的特点就是“非独断”和“不确定”。哈耶克声称：“自由的精神就是对自己是否正确不是很有把握的精神”。{13}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又把“非独断”、“不确定”（包括中国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径直推进为“无知”。无知作为一种知识论，恰恰构成了自由主义的理由。“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ignorance）。”{14}在此，无知是一种“知识的限度”，它是每个人都难以超越的。因为，每一个人，他（她）所接触到的世界，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认知上的“全知全能”。唯其如此，人们在彼此宽容的基础上各自自由进取，人类文明才能获得丰富的发展——这个意思来自穆勒（密尔）。自由主义一开始就是这个理路，它的线条如此清楚，因此，哈耶克说：“由约翰·密尔顿和约翰·洛克首先提出、后又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WalterBagehot重新论述的有关主张宽容的经典论点，无疑是以承认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无知为基础的。”{15}胡适虽然没有接触过哈耶克（胡适两个《容忍与自由》都发表于1959年，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则出版于1960年），但他对容忍的表述，其思路同于哈耶克，显然也是以这种作为知识限度的“无知”为基础的。

上个世纪30年代末，郁达夫在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就鲁迅屡屡与他人论战一事说：“对于这一点，我也曾再三的劝过他，劝他不要上当。因为有许多无理取闹，来攻击他的人，都想利用他来成名”。鲁迅的回答是：“他们的目的，我当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却有两种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们；第二，是也因为了他们，而真理愈得分明。他们的成名，是烟火似地一时的现象，但真理却是永久的。”{16}说这话的鲁迅对真理问题何其自信。搁下鲁迅自认为真理肯定在他一边不说，所谓“真理愈得分明”，在自由主义那里就不一定，至少不是简单的“一边倒”。胡适在《容忍与自由》的讲演中不止一次提到穆勒的《自由论》，尤其是其中的第二章，声称自己从中受到很大影响。这第二章谈的正是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其中真理问题，在穆勒看来，就并非一味地你错我对，愈辩愈明，它“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情事，那就是，有两种相互冲突的教义，不是此为真确彼为谬误，而是共同分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真理。”{17}在自由主义那里，真理是多元构成而非一元独断，像鲁迅所抱持的那种真理观，用宋儒张载的话“天下义理只容一个是，无两个是”，是和自由主义原本不擦的。天下义理果真只“容”一个是，而设若一个人又自认这一个“是”又只在自己这一边，那么，这种知识意志或者真理意志上的“独断论”，的确可以使他有最充分的理由声称自己一个也不宽“容”了。

四、“知识论”以外

然而，问题并非到此为止。以上所谈，乃是在知识论的范围内，那么，知识论以外呢？在非知识论的意义上，是非问题更多就变成了一个“应然”问题，它和“实然”不同，由实在领域已经进入价值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是非问题更是因人而异、无从执一。比如，以上所引胡适引用的“学非而博……以疑众，杀”。这个学“非”的非，标准可以固一吗？在以后的儒家眼中，只要不合儒家道统无不非。相反，在当时反儒诸子中，“儒以文乱法”（韩非），才是非之大者也。是非何由？价值论上的是非，本质上是一种“意见”，正可参以庄子《齐物论》中的话：“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论见不同而已。1930年代，《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应邀向青年推荐书目，他推荐了两本古书《庄子》与《文选》，由此引起鲁迅的批判。在施看来，此举是“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在鲁看来，则是复古主义，“非倒退而何”。本来，推荐还是不推荐以及推荐什么，就是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问题，因人而异，可是，鲁迅却扔给对手一个“倒退”的帽子。更有甚者，施认为，经过古文学的修养，新文章才能写得更好，而鲁认为，谁要到古书那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糊涂虫”。古书里到底有没有活词汇，到底能不能从古书中推陈出新，这更是因人而异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问题；然而，正是在这些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的地方，真正成问题的是鲁迅，是他那乾纲独断的态度，居然斥与己不同的人为“糊涂虫”。

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自己没看见，它就不存在，这是“实然”领域中的是非，鲁迅独断以“我以为”；由“实然”而“应然”，比如应该不应该读古文、什么文章写得好，这是意见上的是非，鲁迅的态度依然只是“我以为”。尽管鲁迅不是不知道，比如文章怎么写之类，“也是因人不同的”，但他照样坦然地说：“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为缺点。”{18}问题是，终其一生，鲁迅都没能改掉同时也未必想改掉这“每见和我不同便以为缺点”的缺点，不独文章，更在文章以外。那么，在文章以外的众多问题上，鲁迅为什么那么相信“我以为”、他的“我以为”的根据究竟是什么、他到底是“以”什么而“为”的呢？下面是鲁迅的夫子自道，尽管只是一句话，而且是写给他当时的女弟子许广平的一句话；但，哪怕就是现在，我已经不知道读过这话几多遍，看到它，依然是难以抑制地触目惊心：既因了这话本身，更因了他是在教学生啊——而我，也是教师。鲁迅说：“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19}

以自己的目的为“正”，就为所欲为，甚至不择手段，这是人世间至可怕的一件事，更何况，这正不正又只凭自己说了算。我相信，希特勒到死为止都认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没错，都是为了他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因此，伯林用一种坚定的口吻说：“我坚信：历史上某些最粗暴无情的暴君与迫害者，其所以会泰然坚信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因为目的是合理的，所以行为也都是合理的，其原因便是这种‘独断式的确定感’。”{20}戒于此，自由主义从不谈什么目的的正，它只看程序，强调程序正义。当然，这话，可能引起误解。不如这样说，不是没有目的的正不正，而是目的、动机之类的正与否，谁都无从验证。一个人有野心，难道不可以说他是雄心吗？英语中，野心和雄心原本就是一个词（ambition）。你怎么说他正不正？能说的，也就是他为实现“野心/雄心”所采取的方式或手段。就方式或手段言，人类的所有罪恶，要有，就都出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