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与中国反现代的现代性

编者按：哈贝马斯与汪晖一起被授予2013年度“卢卡·帕西奥利奖”(“Luca Pacioli Prize”)。帕西奥利(Luca Pacioli)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数学家，方济各会修士，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好友，他在意大利各处的教学活动和编写的教材大大影响了后来的数学教学和研究。他在著作中对复式记账法的记载和研究被认为是会计学的开端，故被称为“会计学之父”。这个奖主要授予运用跨学科方法做出创造性研究的国际著名学者。在前两届，这个奖项分别授予了美国盖提博物馆(Getty G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of Los Angles)馆长兼比萨师范大学(the Scuola Normale of Pisa)校长、著名艺术史和考古学家Salvatore Settis和欧洲央行行长、著名经济学家Mario Draghi。今年是该奖首次授予两位非意大利裔学者，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汪晖分享。颁奖仪式将在今年10月20日在威尼斯举行。

威尼斯，8月6日。汪晖(1959-)是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教授，他被视为“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极具挑战性地、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提出对现代性问题的追问，并从亚洲视野 – 或更准确地说，从中国视野 – 观察整个世界。

经过漫长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旅程，他对传统分析提出质疑，解构老一套的亚洲观念，并提供了一种能够超越欧洲及欧洲中心主义典型视角的叙述。当亚洲人谈亚洲时，他们究竟在谈什么？虽然汪晖的作品主要论述中国，但他的反思拓展出更为广阔的问题，试图通过思想史的深刻分析，超克现代性的传统模式。?汪晖之所以将西方模式与另一种模式对立起来，是因为他想重建历史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给今人提供掌握自己文化传统的钥匙。换句话说，他将历史置于新的亚洲形象内，并探索其在当代世界中的角色。汪晖所主张的历史观体现了当代世界的文化对话，他用客观知识和批评工具来证明它。他从一些著名的中国学者的分析入手，如严复（1854-1921）、梁启超（1873-1929）以及章太炎（1868-1936）：这些学者研究西学的学说和方法，又都反对西方科学的霸权，支持人文文化（儒学、佛学与道学）。

就汪晖而言，我们不能太轻易把欧洲思想的典范应用于中国历史，即使反过来说中国本地模式未必保证对中国历史的正确、客观的理解。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汪晖认为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完全属于西方思想，这种二元论将中国制度等同于帝国，将西方制度等同于民族国家。因此，他认为与其采用这些范畴不如借助宋代(960-1279)儒学所用的词汇，根据他的研究，近代“帝国”的范畴并非源自中国传统的同一概念，晚清中国(1644-1911)从日本与西方才引进这个词。中国传统自古代以来离不开“天下”概念，即“what exists under Heaven”，或“全世界”。与“帝国”相比，“天下”观念有不同的含义：它反映中国对于自己的角色的自我意识，这种角色缺乏一种与他者的碰撞关系。 “天下”概念不能被解释为一种政治体系（“a political entity”）,相反，它体现了一系列与天地人有关的价值和理念，或总的来说，“天下”概念与中国宇宙观有密切的关系。

汪晖承认儒学思想的价值，尤其宋代儒学：这一思想传统不仅仅是一种学派，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中，也给王朝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条件。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例如在汉代(公元前220 -221)统一过程中，或者在外来民族的统治下，如元朝和清朝，儒学经典– 尤其今文经学 – 为保证王朝的合法性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这些王朝不得不依赖中国传统知识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而汉族也未必屈服于这些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汪晖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提出“儒学普遍主义”：该思想的兴起与中国对自己的世界地位和主权的自觉是同时出现的。[汪晖也提出了]“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并阐述了一系列中国现代学者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他们将以科学为主导力量的现代性与人文科学为主的现代性对立起来，（形成了近代知识的谱系）。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一里宏伟巨制中，汪晖探索了时间观这个根本问题，分析了“时势”的定义，即古人对momentum(拉丁文：1.时期、时刻；2. 动力；运动) 的意识以及他们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例如，“孔子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在十一世纪，程氏兄弟也说《易经》伟大的方法论乃是对时间的支配。现在，汪晖恰好用“时势”的观念来再现 - ?或者更准确地说，不要再现 – 他自己的现代性观。

2013年10月20日，在开学典礼当中，威尼斯大学Ca’ Foscari要将帕西奥利奖颁发给汪晖教授。（作者是威尼斯大学亚洲及地中海非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