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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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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属于学术建设的初创期,有其局限和粗疏处;然而就其深度而言,许多问题都超出了今天许多美学论著的水平,并形成了全国美学热。

作为亲历上个世纪见证人,读到2010年12月30日楼达人校友在《文汇报》上的《怀念美学大讨论》,感到与记忆不符之处颇多,于是找出了半个世纪前作家出版社的《美学问题讨论集》一至六集,找出了朱光潜的《美学批判论文集》,还找出了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蔡仪的《美学论著初编》、李泽厚的《美学论集》,特别是找出了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美学论坛》我所作的听讲笔记,根据翔实的材料来谈,该是切近当年实际的。

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

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开始于1956年,实际上解放初期就有了端倪。1949年10月25日的《文艺报》1卷3期,发表了署名为丁进的读者来信,提到自己原本信奉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提出的“距离说”和“移情说”,认为美感与实用态度无关,解放后才知道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因而感到了困惑。

在刊登读者丁进来信的同时,《文艺报》约请了蔡仪写了《谈距离说和移情说》,针对朱光潜的观点,指出美感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美感既具有社会性,还具有阶级性,艺术标准必须服从政治标准,用毛泽东文艺思想阐述了文艺理论的这个基本问题。

1950年1月10日,朱光潜在《文艺报》1卷8期发表了《关于美感问题》,指出了移情说和距离说并不是自己的创见,只是援用了旁人的学说,其次谈到自己的困惑:“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日,过去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否都要全盘打到九层地狱中去呢?”,“移情说和距离说是否可以经过批判而融会于新美学呢?”。针对蔡仪的“按朱光潜的说法,美感是孤立绝缘的,和外物的关系,也就是对人生的意义是一刀截断的”这一主要批评,朱光潜指出自己并没有堕入为文艺而文艺的魔障。朱光潜承认,对于美感经验,确曾指出它是孤立绝缘的意象,美感是聚精会神去观照一个对象时的感觉,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同时朱光潜认为,这种聚精会神的状态通常是不长久存在的,实际上美感的人同时也还是科学的人和伦理的人,文艺与道德不能无关,自己并没有把美感对象与人生意义一刀截断。尽管如此,从阶级论的观点来看,美感经验为形象观照说并不一定能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融洽,作为一个不成熟的摸索,只能在这里约略提及,吁请马列主义学者们想一想。很明显,朱光潜对自己的观点既有批判,又有保留。

针对朱光潜的辩解,蔡仪在同一期《文艺报》上发表了《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指出朱光潜否认艺术和实际人生的关系,已经堕入为文艺而文艺的魔障,朱光潜对革命文艺一直是深恶痛绝地责骂,对革命文学也是骂得狗血喷头。

同期《文艺报》还发表了黄药眠的《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指出“朱先生的学说是和我们今天马列主义的艺术思想直接处于冲突地位,是和我们今天的文艺运动背道而驰”。

1950年3月10日,黄药眠在《文艺报》第1卷第12期发表了《论美与艺术》,不仅进一步对朱光潜有所批判,而且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观点。黄药眠认为,美是客观上存在的,在我个人的意见,美就是典范、美就是在同一种类中既具有个性而又有普遍的代表性、典范性的东西。具体说,美在当时历史的具体条件之下,各自根据其阶级立场、民族传统、从生活实践中去看出来的一个系列的客观事物的典型性。

对朱光潜的批判,一直可以追溯到解放前左翼作家和朱光潜的分歧。比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之七》,批评了朱光潜的“摘句”,立“静穆”为诗的极境,鲁迅认为,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把朱光潜视为国民党“蓝色文艺”的代表。1946年4月,黄药眠在《文艺生活》(光复版)第4期《论美之诞生》,1948年蔡仪《朱光潜论》,荃麟《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都对朱光潜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批判。

把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作为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全面的清算,源于中共中央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运动。早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就提出对唯心论进行批判,毛泽东认为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宫秘史》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连续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展开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社论,把反对唯心主义作为一场在思想战线极其复杂和尖锐的阶级斗争来对待,这样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则迅速演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而引发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

1956年由《文艺报》牵头组织的对朱光潜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批判,胡乔木、周扬、邓拓、邵荃麟分别给朱光潜打过招呼,不是要整人,而是要澄清思想。6月30日,朱光潜在《文艺报》1956年第12号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编者加了这样的按语:“为了展开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我们将在本刊继续发表关于美学的文章。我们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1956年7月9日、10日,贺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黄药眠在《文艺报》1956年第14、15号发表了《论食利者的美学》,曹景元在《文艺报》1956年第17号发表了《美感与美》,敏泽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4期发表了《朱光潜反动美学思想的源与流》。最有分量的则是李泽厚1956年在《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的《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副题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第一次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振聋发聩地提出自然本身并不是美,美的自然是社会化的结果,也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李泽厚不仅批评了朱光潜,而且也批评了蔡仪的美是典型,典型是物质的一种种类的自然本质属性,把美或美的法则变成一种一成不变的绝对的、脱离人类的先天客观存在,这正是由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通向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认识论的表现。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观点也进行了梳理,生活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基本上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人本学的自然人的概念。李泽厚认为,美具有具体形象性和客观社会性这样两个基本特征,所谓美就是包含社会发展本质、规律和理想,有着具体可感形态的社会生活形象,美感则是美的反映。美感具有矛盾二重性,即美感的个人心理的主观直觉性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功利性,它们既互相对立矛盾,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形成为统一体。此文为实践派美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为中国美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

针对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点和错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强调指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这就形成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交织在一起的交响曲。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科学讨论会,中文系系主任黄药眠率先在师大北校(原辅仁大学)礼堂作了《论食利者的美学》,副题为《评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学术报告,会上《文艺报》的曹景元,还有心理学家对报告进行了评论。《论食利者的美学》首先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创刊号上,以后才刊载在1956年《文艺报》第14期、15期上。《文艺争鸣》2003年1期《美的历程——李泽厚访谈录》,《文汇报》2010年11月22日《李泽厚思想之河汩汩向前》,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都说黄药眠的《论食利者的美学》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显系记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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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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