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近代中国的时间之史

不夸张地说，晚清民国文学中所呈现的各式时间体验，着实构成了中国现代性兴起之史中极为独特的一个部分。这不仅决定了我们考察近代时间观念转变的时候，无法漠视文学史料，同时也解释了时间观念的现代性研究，往往为文学研究者所热衷的原因。然文学视野的时间研究，不免相对淡化历史的维度，常常难以餍足史学研究者的胃口。

在中国传统汉语里，“时间”一词并不流行，佛经以外的主要用法为“目前”、“眼下”、“一时”的意思。

“时间”一词的成功，除了胡适所谓“时间”和“空间”两词对应使用之后，“间”字的原意弱化、仅成为一个“词缀”的因素外，还需从日本有别于中国本土的部分汉字构词传统，以及与当时中国本土汉语里的竞争对手词的某种比较中，来加以理解。在日本，汉字构词中表示时段、时长的“时间”一词，由于较早取诸佛经、融入社会，使得后来其表示分类抽象之义的“时间”这个双音节词的创出，相对容易。同时，与本土汉语原有的双音节竞争词“时刻”相比，连接并内蕴空间维度的“时间”一词，显然要更能彰显其类化的抽象意味，而“时刻”的词尾“刻”字，本身属于一个很具体的时间词，两者组合，似乎不易收到前者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出色的抽象效果。

时间既是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时间，当然有其自身演化变迁的历史。这尤其体现在时间观念和时间体制等的变革上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前，世界许多民族都保有各自独特的历法、纪年、岁时节庆，形成了富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时间观念。中国也不例外。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以及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中国曾创设一套包含阴阳合历、君主纪年以及天干地支纪时、辰刻制在内的计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与时间相关的社会礼仪和文化观念。但自中西海通以来，特别是在欧风美雨的刺激和工业化文明的影响下，这一传统的时间体制和时间观念，却随之逐渐发生了历史性的重要变化。此一变化的深刻性、内涵的丰富性，以及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诸多领域的整体关联性，都是极不寻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该历史主题的关注和挖掘，实际上同时也带给我们整体观照和反思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性生成问题一个新的机会。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上述时间领域里的整体性变化，虽不难有各自的感受和体察，学界也曾从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科视角出发做过零散的探讨，但关于这一主题的专题性的、系统深入的史学研究，却一直付之阙如，甚至在中国，有关“时间”历史形态及其变迁的一般性论著，也是甚为少见的。正因为此，湛晓白所著《时间的社会文化史》一书，明确以考察近代中国时间体制和时间观念的变迁为主题，就格外地引人注目。它不仅成为国内该领域里富有创意的学术著作，也是首部探究近代中国时间问题的史学专著。读之令人高兴。不妨说，这是许多学科的学者们都期待已久的一部近代史论著，尽管其未必能满足他们所有的期待。

美国当代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在《测量时间、制作历史》一书中，曾对历史书写者“并不总是探求时间自身的意义”一点表示遗憾，强调有关时间特质的讨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其实具有特殊意味。她关切西方基督教文明如何发展出一套测定时间的独特方式，以及这套方式对西方历史概念产生怎样影响的问题，并以“现代”和“现代性”概念如何进入和影响西方的历史书写为例，对此问题作了简明的个案透视。在她之前，德国历史学家、概念史的鼻祖柯史莱克，也曾对历史时间及时间概念研究的社会史意义，给予深刻的理论阐述;而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杰出代表雅克·勒高夫，更是以其对欧洲“中世纪时间”的出色研究，而留下示范性作品。其《中世纪的时间、劳作与文化》一书，早已成为这一领域里的经典之作。在日本，有关近代时间制度和观念变迁的研究，也已有不少扎实成果，如冈田芳郎的《明治改历:“时”的文明开化》，桥本毅彦和栗山茂久合著的《“晚点”的诞生》等。相比之下，中国的史学同行在这方面，显然落在了后头。

多年来，笔者一直盼望国内能有青年学者勇于研讨近代中国的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至少是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的变迁问题，并曾在自己的课堂上屡屡“鼓吹”。不过由于这些问题研究显而易见的难度，门人中始终无人真正响应。2006年，湛晓白表示愿意尝试前者。经过几年的埋头努力，她终于2010年完成了《近代中国“时间”的变迁———一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又经过几年的修改，这便形成了《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这部书稿。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一书以“近代时间”在中国的兴起为研究对象，自觉把时间制度与观念的演变置于晚清民国社会近代化整体变迁的过程中去考察，较为清晰地梳理了以公历、星期制、标准时、时刻分秒计时制等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时间体制在中国传播和建立的历程，以及近代时间为历法所赋值，为节庆礼仪所演绎，为政治文化所型塑的种种丰富的历史形态，并努力解读了其中所内蕴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同时还深度揭示和剖析了清中叶之后时间观念的多层次转变及其内涵，表现出较为宽阔的历史视野、鲜明的创新意识和挑战难题的勇气。毫无疑问，该书的这些探讨，为近代中国时间问题的历史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在该书中，作者对“社会文化史”方法贯穿始终的自觉运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时间本身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文化史”现象，也为作者对此一方法的成功运用创造了条件。这一点，在该书讨论历法的转换，钟表的流通、生产与影响，新式交通与社会时间，近代工厂与学校中的时间管理等等内容时，都得到集中体现，而本书第六章“都市时间”的特意设置，更使这种努力显得格外立体而突出。在本章里，作者通过对浑成的上海近代都市日常生活中有关时间场景的精心描摹，非常生动逼真地呈现出一幅感性与理性交融、主动与被动共振的现代城市快节奏，从而将那种时间体制、意识观念和城市物质构成的社会互动史，新颖而真切地再现出来。在揭示和阐释的过程中，作者不仅吸收了美国汉学家叶文心等研究上海的经验，也适当借鉴了吉登斯、西美尔等社会学家的现代性理论，从而深化了今人对近代中国时间问题的立体认知。

研究历史上的时间形态，整体关照制度、观念和社会互动的社会文化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