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或者问题：治学术史的两条道路

以材料和事实为中心的路数发达而以问题为导向的路数低迷，这一学术史研究现状的出现，可能首先与当下学术界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1990年代的学术界重学术轻思想，沉潜于专深之学而回避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治学术史者对“事实”热衷对问题“冷漠”也就不足为怪了。推动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当从何入手呢？在笔者看来，最关键的是要寻找到一种用以处理纷繁复杂的学术史事实的合适的观念工具。其中，“学派”就是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受特定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1990年代以降，中国大陆学术界进入了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新时代，一众学人齐声高呼告别思想、走向学术，思想观念的反思、建构和争鸣遂让位于对学术传统的爬梳、整理和重续。在此语境下，学术史研究迅速取代思想史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焦点和热门，相关论作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畅行至今而不衰。

检点二十余年来学术史研究的学术史，人们会发现，这一研究逐渐形成了两种路数、两条门径并存的局面。一种以事实为中心，以材料考辨、定点清理为主要工作；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讨及线索梳理为基本任务。

前一种路数的研究是治学术史的基础性、起步性工作。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研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具备了深厚的积累，可谓遍地开花、成绩斐然。就近代学术史研究而言，正统谱系之外的学术及学人得到相当透彻的挖掘，章太炎、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钱穆等学术大师重返学术史并占据了显要位置，国粹派、学衡派、古史辨派、史语所派、禹贡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学术流派纷纷呈现在学术史版图上。以往现代学术史上那种唯物史观派一家独大、一枝独秀的面貌大为改观，原本山头林立、众声喧哗的本来面目得到很大程度的还原。这些“点”的清理，使人们对近代学术史有了更全面、更细致的认识，甚至改变了人们对何谓学者、何谓学术的看法，其意义的确不可低估。当前学术史研究的繁盛首先要归功于这一路数的工作，这种工作也是以后永远不可或缺的。

后一种路数的研究是治学术史更高层级的工作。这一路数的工作往往是怀抱明确的问题意识，借助某种观念工具，力图对学术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走向进行整体把握，进而为当前的学术研究寻觅到一条恰当的路径。1990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研究在这一方面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努力，如以“范式”概念分析近代学术的变迁等等。但这一路数的研究总体上尚嫌薄弱，有治学术史者甚至刻意回避这种做法，以材料和事实为中心的路数仍是当下现代学术史研究之大宗。

以材料和事实为中心的路数发达而以问题为导向的路数低迷，这一学术史研究现状的出现，可能首先与当下学术界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如上所述，1990年代的学术界重学术轻思想，沉潜于专深之学而回避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治学术史者对“事实”热衷对问题“冷漠”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史学研究遭遇的深刻教训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却有矫枉过正、因噎废食之嫌。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长期以来政治介入学术造成的恶果，这一恶果使许多人因思想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关联而疏远了思想理论。1980年代以后，在学术界“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裹挟下，人们逐渐将科学性、客观性视为学术研究的首要标准。这无疑是学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无可厚非。但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对学术研究不光有相当大的伤害作用，同时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不可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起泼掉。政治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问题意识，政治意识形态在制造偏见的同时也可能提供洞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这种洞见则直接来自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是学术活动自身所无法产生的。毋庸置疑，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意识形态可以从外部为学术发展注入动力，可以成为学术变迁的最积极、最活跃、最主动的因素。既然如此，就不能因为思想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而规避之。

二是鉴于以往“以论带史”造成的流弊而排斥思想理论。将某种特定理论学说奉为金科玉律，进行推理演绎，导致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泛滥，历史研究实际上被抽空，沦为经典文句的注脚，这是“以论带史”的问题所在。这种极端做法必须克服！但是，简单地拒绝理论也不可取。研究历史不仅需要史料，也需要理论需要概念，二者不可偏废。离开了理论和概念的引导，人们的认识只能是局部的、个别的，整体上毫无头绪，如一团乱麻。大量的、具体的事实或材料只是一堆素材，只有思想理论才能将这些素材变成学术。材料之于学术，就如同桑叶之于丝锦。没有理论和概念，材料变不成学术，没有春蚕的咀嚼消化，桑叶永远是桑叶。所以，如果运用得法，理论只会深化和提升我们的研究工作。或者说，思想理论至少无损于学术，影响学术的只是对思想理论的误用和滥用。

前人论南北朝经学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序》）上述两类学术史研究即分属于“约简”之学与“深芜”之学两种不同的风格。一味地追求“约简”而刊落“枝叶”固不可取，一味地追求“深芜”而遗其“英华”，尤不可取，且实属买椟还珠之举。“英华”与“枝叶”之间孰轻孰重？难道还需要商榷一番才能搞清楚吗？健康正常的学术史研究看来需要这两种路数相互配合，交互推动，相得益彰。两种路数的工作当然也不必完全同步，均衡发展，在某一段时间内，彼此之间有厚薄轻重之分乃属常事。但两种路数的长期失衡将对学术史研究产生不利影响乃至伤害。对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史研究的轻忽，将导致学术史研究缺乏贯穿细节和事实的问题意识，缺乏统率全局的大线索，最终只能流于琐碎，只见“枝叶”而不见树木，更看不见森林，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进而，这样的学术史也就丧失了为当下学术研究指示门径的终极目的，剩下来的只是在那里空发思古之幽情，而忘记了学术史研究所应承担的描述学术变迁轨迹的这一最主要职责。因此，强化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史研究是当务之急。

那么，推动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应当从何入手呢？在笔者看来，最关键的是要寻找到一种用以处理纷繁复杂的学术史事实的合适的观念工具。其中，“学派”就是一种最有效的工具。当然，学派流变不能等同于全部学术史，学派归属也不能展现学人的完整面目，甚至学派本身也带有后见之明的色彩，与当时学术、学人的实况存在一定出入。然而，学术史叙事却离不开派别的区分。通过划分流派来梳理学术史几乎成为一种惯例，不但历来如此，而且中外皆然。不划派根本无法叙事，至少是无法很好地叙事，否则将难以处置驾驭如此繁多芜杂的文献、事件和人物。学术史不同于一般的论著目录解题，简单的堆积罗列并不合格，这一研究尤其需要清晰分明的脉络线索。这个线索和脉络当然只能是学术的“薪火相传”、知识的承上启下、学问的师生授受，分派叙述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大致说来，治学术史所用的“学派”包括以下三种意义：一是在实体的意义上，二是在“同门”的意义上，三是在工具和方法的意义上。前两种由于存在比较明确的形式上的联系或血统上的传承，相对容易达成共识。如“兰克学派”与“年鉴学派”就早已为学界公认。最可能引发争议的是第三种纯粹“方法”和“工具”意义上的“学派”，这主要是指在学术史上徒具“学派”之名而并无“学派”之实的学术群体，换句话说，一些以这派那派命名的学术群体在当时当世可能并不以本名存在，甚至有的本名仅是后世的人们出于某种方便所赋予的某种称呼而已，再进一步说，那些名号众多的“学派”，许多仅充当了一种学术史家的叙事工具，它们自己并非当时当世的学术史事实本身。比如，在讨论两汉学术史时，人们常常使用“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概念，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恰是后人对治学路数不同的两群学者的指称，而且这两路学者存在并争斗了近四百多年，其成员既不同时，也不同地，根本称不上是什么真实的“学派”，它们实际上只是史家的叙事工具而已。但不能不承认，析分出今、古文后，两汉的学术史叙述起来更方便了。后来著名的所谓“乾嘉学派”，可能更是如此。

何谓“乾嘉学派”，看来已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分歧主要产生在对“乾嘉学派”本身的认定特别是对其内部诸流派的划分上。迄今为止，把“乾嘉学派”划分为“吴派”和“皖派”是一种主流看法，此一划分始自章太炎和刘师培。梁启超承袭了这一划分，但又提出清代还存在一个“扬州学派”。梁的三派说很得后来相当一部分学术史家的赞赏，以至有“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和“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这一有影响的概括。但近二十多年来，异议迭起。异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人们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在“乾嘉学派”内再细分流派，甚至认为，惠栋之学和戴震之学之间有着根本的共性，没形成对立的学派，“吴派”和“皖派”的提法本身是以地域“强分门户”的结果，“不符合历史实际”。二是认为即使再细分流派，也不应该是“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吴”、“皖”两派勿须多说，而“扬州学派”实是“对戴震之发展”，“这两派实为一派”，“皖与扬州之分，实为同一师承而强分为二”。持这一见解的学者还指出：“师承渊源关系是判别学术派别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学派划分的主要标准则是“学派特色”。至于究竟如何划分才算合理，则人人言殊。关于清代学派问题的上述纷争，最典型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吴派”、“皖派”、“扬州学派”、“浙东学派”以及所谓的“惠派”、“戴派”、“钱（大昕）派”等等，甚至包括所谓的“乾嘉学派”本身，均为后人所命名，当时既无这样的实体，更无这样的学派自觉，有的只是治学取向与研究路数不一的若干学者群而已。换句话说，这些所谓的学派，与汉代的所谓今古文学派一样，也都不过是后来的学术史家们手中的概念工具而已。清代的学派是这样，现代的所谓学派如“史观派”和“史料派”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

所以，运用“学派”这一概念工具进行学术史考察本身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必要，问题的要害在于是否能够精确运用，有利于学术史脉络的把握和认知，而不是妨害学术史真相的呈现。必须加以申明的是，观念工具不是绝对的真理，而只是一种“合理的假设”。“学派”等观念工具的运用切忌绝对化。我们使用的“学派”这一概念工具，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概念的内涵是对对象身上的某些特征的提取、整合和抽象，但这些特征综合成这个概念的内涵后，就作为对象的重要表征而被强调了。这种概念并非对象的真正定义，而是一种观念的构造。只有借助于这种观念构造，才能将复杂现象秩序化。由于它只是分析经验的概念工具，与经验事实不会完全对应重合，因此无需由经验整体去证实或证伪，换句话说，对某种“理想类型”做这样的把握，主要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肯认例外现象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应望文生义，将学派的区分作僵化的、绝对化的理解，强行将一种观念与它所处理的对象严格对应。比如，一提到“史观派”，就好像认为这一学派完全不承认史料的地位，一说到“史料派”，就好像断定这一学术群体完全排斥理论概念的作用。这样理解，无异于刻舟求剑，使观念工具与学术史事实凿枘难通，最终将学术史研究导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