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殊有趣”到“不能满人意”
回国之后的1921年,胡适担任教职,又四处演讲、写文章,阅读文艺作品的机会明显少了。可也许正因为此,他当初读进去的东西,便有了吸收、反刍的机会。在一次与朋友交谈时,胡适又论及莎士比亚。这一次,他倒不觉得这位经典作家有多么了不起了:“我们又泛论到三百年来——自萧士比亚到萧伯讷——的戏剧的进步。我说,萧士比亚在当日与伊里沙白女王一朝的戏曲家比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萧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萧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明戏剧中的某段曲文——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如‘Othello’(按:《奥赛罗》)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
胡适这时信心满满,颇有指点江山的气派,所以莎士比亚在他眼里,也不觉得怎么高明了。阅世日久,识见增长,往日的感受发生变化,从发展眼光看,这在学人应该是很正常的。
尽管如此,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胡适还是很清楚的。1930年底,胡适任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美国“庚款”委员会)的翻译委员会。在拟定的翻译作品中,《莎士比亚全集》是胡适设想的一个重头工程。据参与者梁实秋回忆:“胡先生领导莎士比亚翻译工作……原拟五个人担任翻译,闻一多、徐志摩、叶公超、陈西滢和我,期以五年十年完成,经费暂定为五万元。”胡适在1931年1月25日的日记里也记载了当时情景:“船到青岛……闻一多,梁实秋……来接……谈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事,畅快得很。”第二天:“与一多、实秋谈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的事,他们都很热心。”连翻译的格式都议论了一番:“大致是决定用散文,但也不妨用韵文试译几种,如‘Tempest’[《暴风雨》]之类。”
初步拟定之后,回到北平,胡适在教育文化基金会时,便开始“拟了翻译《莎翁全集》计划。”过了几天,还在“拟翻译《莎翁全集》计划”。“写信给一多、实秋,谈翻译《莎翁》计划。”他在给梁实秋的信中具体商议:“最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译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伯通(按:陈西滢)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为了保证这项重大工程完成,胡适还说:“报酬的事,常用最高报酬。”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但由此契机,经梁实秋先生30年的努力,《莎士比亚全集》还是最终完成。胡适的最初动议之功,是应当充分估价的。梁实秋晚年感慨地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适)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胡适是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有重要贡献者。考察他的文化营养成分,可知西方文学家的作品,是他新文学观点建立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在向西方“借火”的努力中,胡适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们仅从他对西方经典作家莎士比亚的阅读过程,便可以清楚见出这一点。优秀的文艺作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从表层看,胡适没有直接向国人推介过莎士比亚,可莎士比亚的作品却滋养了为中国新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胡适。探索他们彼此间的接触情形,了解文学传播的互动过程,或者对接受、融合不同文化的应有态度有所启迪,这应当是我们记述这段故实的另一层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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