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自1920年产生以来，几经兴衰和变革，已经走过将近九十年的历史。刘大白、沈尹默、胡适、刘半农、徐志摩、郭沫若、闻一多、艾青、何其芳、郑敏、牛汉、邵燕祥、北岛、芒克、西川、海子，多少个熟悉的名字像闪烁的星斗照耀在我们曾经的思想的天空里，多少次诗歌朗诵会让广大青年在首都、边陲、海岛、大漠激情挥洒、热血澎湃！而现在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成为也许今后将不再重现的壮美回忆。
我们可以结合1920年新诗产生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来分析它的走向。上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这段时间里，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接连发生。这其中，包含新诗产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在鲁迅、胡适等人的呐喊力促中怒海惊涛一般发展起来。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科学成为时代的思想主题。苦难深重的中国这时候走入了更加黑暗的历史时期，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社会舆论、文化思潮走马灯似地轮番上阵。言语晦涩的表达已经不再适合人民的要求、政治的要求，于是白话文和白话文诗歌产生了。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远古神话开始就有了诗歌的传唱，风雅颂类的诗经、我乘风兮的楚辞、朗朗上口的乐府、三曹七子的魏风、大师辈出的唐诗、另有风韵的宋词、针砭时弊的元曲、帝国晚唱的明清诗歌，中华民族一路走来，诗歌、骈文的平仄、押韵、对偶、比兴伴随了历史的兴衰更替。在诗人的笔下，历史雄奇壮美，民族百折不挠，山河绮丽多情，可以说，诗歌是历史的一面多彩的镜子，诗人是另类、特殊的历史学家，甚至在诗人的笔下，历史更加真实。
在风起云涌的二十年代，中国诗歌走入了一个新纪元，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和表现形式：自由诗。这个自由，是题材的更加广泛、是体裁的无拘无束、是表达的淋漓畅快，更是人民和文艺家们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对彻底摆脱套在颈上的枷锁的热切期盼，这就是自由！中国诗歌成为新诗，成为自由诗，成为一个民族独立精神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于是也就有了文章起首的白话诗人们组成的璀璨星空。多少壮怀激烈的雄奇诗篇激起英雄对敌人的无穷斗志，多少温婉细腻的雨巷之作唤起人们对爱情的无限憧憬，就这样，中国新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录影机、留声机。
毛主席说：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读诗的，要重于新诗，不废古体。一句话，中国的青年们，似乎谁不写诗、谁不读诗就是跟不上时代潮流，诗歌成为了建国后人们最热衷的文学表达形式。在建国十七年文学中，诗歌是最主要的体裁；而在十年文革中，在风云突变的1976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时，诗歌都以自己独特的表达形式、振聋发聩的时代震撼力，像匕首、标枪一样向旧恶势力发起最猛烈的进攻。中国新诗，无愧于你走过的每个时代，好样的！
但是，从这以后，又经过十年，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中国新诗，衰落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引人注目，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速度”，而这个“中国速度”只是经济的速度，科技的速度，而不是文化的速度。郭老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但是我们注意到，诗歌的春天却渐行渐远。像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一样，我只能说，中国诗歌，死了。在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间，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经过回光返照的十年之后，彻底死了。
八十年代，朦胧诗成为了诗歌在临死前的最后一次梦呓。北岛、舒婷、顾城、孙家新、食指、江河一伙人，一伙当时年龄大多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带着对文革的不完整反思，对信仰的不正常祈求，对生活和岁月的不合实际的理解，在大街小巷、广场胡同张贴自己的作品。诗歌表现颓废、含义晦涩，却隐含了一种这个特定时代年轻人特殊的心理诉求。一时间，北岛之流成了英雄，但是我要说，经济建设是要摒弃其他的一切非相关的内容的，这种看似“诗歌中兴”的文化现象，在人们还没有完全读懂、脸上的兴奋红晕还没有完全褪下之时，便要成为博物馆里的东西了。看看这些“中坚诗人”的现状，我们就可以判断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诗歌的处境：北岛在欧美讲学，名义上是访问学者，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避难者，因为他和中共的民主观念不太同步；舒婷在厦门的鼓浪屿隐居，属于陶渊明型的失意者，不再写诗了；顾城在新西兰精神崩溃，用斧头砍死老婆之后自杀；食指现在疯了，这谁都知道，囚禁在北京某处一个听说只有几平米的小房子里，我去年在北京还想找他，终未遂愿；孙家新、江河好一点，闷在家里，和自己的灵魂过不去，但是听说也不再写诗。
我突然想到，他们的结局跟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之辈何异？这就是朦胧诗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新诗的现状，死的死，逃的逃，隐的隐，疯的疯，窝的窝。如果说朦胧诗还不算是中国诗歌死亡前的回光返照，那九十年代初期的汪国真现象绝对是这样的了。不过我不想把汪国真纳入其中的原因是，他是一个校园诗人，而且他只是一个校园诗人。他的作品只在九十年代的学生们中记忆深刻。押韵明确、朗朗上口、语言温馨是他的主要特征，但是我不承认他的诗歌有深度，尽管“汪国真诗歌”曾经一度是我写作的启蒙者。再说汪国真风潮只是他的个人现象，和社会大气候无关，他的一时畅销也不能说明时代问题。十几年过后再回头去看汪国真的作品，除了语言的优美，我们已经找不见其他任何东西。
汪国真在九十年代初期连续三年引发风潮，作品销量一直居于同类书籍的榜首，着实迷倒了大片的少男少女，而他的撒手锏就是“温馨”二字。冷峻的东西几乎在他的作品里边找不见踪影，而在一定程度上冷峻和伤痕往往才是诗歌的生命所在。他的诗歌我到目前只记得一首《热爱生命》。 新世纪以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诗歌的生存窘境进一步凸现出来。诗人成了“穷酸”的代名词，就像岳不群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一样。某一次，有人介绍自己的朋友是诗人时，朋友竟然勃然大怒，反讽他说，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人们已经不以写诗感到光荣，相反，巨大的耻辱感占据了我们的心。
北京有个房地产巨头，中坤集团的老板，姓黄，黄怒波，有些人应该知道。他也是一个诗人，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就是他投资建的。他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还在写诗，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他画蛇添足地介绍说自己还是一名诗人时，下边那些衣着光鲜的商业精英们都鄙视地大笑了起来，当时的场面一下子变得很尴尬。你想想，人家那么大的老板，就因为写诗都要被别人嘲弄，是不是说明这个社会对诗人有一种极大的偏见呢？诗歌曾经是文学王冠上的最璀璨的明珠，就像当年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研究领域的明珠一样，但现在却成了世人眼中的垃圾文化，而用来作为调侃、取笑别人的工具。世界十大文豪中，荷马、但丁、歌德、雨果、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泰戈尔、鲁迅，就有四个半是专业诗人，荷但歌泰加半个莎翁，莎翁的诗歌和戏剧各分其一。现在呢？
 |
1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