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故乡小镇，一个人如果被称作诗人，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那意味着你精神不正常，是个魔症。
一个贬意十足的称呼。
诗人每天的工作是摆小旗，红旗或者绿旗，相当于马路上的红绿灯。他给运矿石的小火车摆旗，红旗停绿旗行。大概就这意思吧。是一个很单调的差事。我不知道他最早写诗是不是因为工作单调，大概不是。我爸说他摆旗之前是开大卡车的，运矿石。那时候他就已经写诗了。我爸说，诗人开卡车的时候出过一次挺大的事故，连车带人滚下了盘山道。幸亏是空车，如果车上有矿石，光是滚下来的那些大石头就能把他砸扁。诗人大难不死，却吓怕了，坚决不再开卡车。后来他就去摆旗了。我爸说，改换工作费了诗人哥哥挺大的劲儿。
我不清楚诗人叫什么名字，从我记事起我爸就叫他诗人。但我知道他姓苏。他偶尔到我家里来。我妈热心，不停地给他介绍对象。“免贵姓苏。苏东坡的苏。”他总是这样介绍自己。我妈给他介绍的对象差不多都是她乡下的亲戚。她七大姑八大姨家想变成城镇户口的下一代。没结过婚的姑娘，离过婚的小媳妇，还有寡妇。我爸我妈一辈子打打闹闹，大事小事拧巴，惟独在给诗人介绍对象这件事上，他俩高度一致。
我妈说：“魔症有了家，就不能没事总缠着你爸说话了。”
我妈给诗人介绍对象掺了私心。她不愿意我爸总跟诗人搅和在一起，大概是怕我爸变傻了吧。她管诗人叫魔症。这也是大多数小镇人对诗人的称呼。小时候，诗人到我家来，我跟他打招呼时说：“叔叔好。”长大了，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就把叔叔省略了，变成点下头，嘴里嘟囔句“好”。诗人对我的这种变化好像并不介意。在我的故乡小镇，能够让他进入家门、给他好脸色的人家，大概没几个。我们家算一个。
我爸从来不管他叫魔症，背后也不叫。我爸称他诗人，当面背后都这么喊。诗人心安理得地接受，好像他真是个诗人。
诗人是我爸念矿山技校时的同学。他们同一年分到矿上当工人。
从我记事起，诗人就是我们小镇的一道风景。他没有自己的家，跟他哥哥一家住在一起，因此不像一般的成年男人那样被家务俗事拖累。他好像有的是时间。他经常出现在街上。他出现在街上的时候，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小本、一支笔，不停地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嘴里还经常念念有词。有时候，好像忽然有了什么想法，就近找个地方坐下，开始奋笔疾书。通常是坐在马路牙子上。这种时候，会有淘气的孩子拿石子往他身上撇。诗人性情很温和，从来不打那些孩子。他能做的就是长叹一声，清瘦颀长稍有些驼背的身子站起来，一走了之。
我没读过诗人写过的一个字。我曾经好奇地问我爸。我爸说，诗人非常爱惜他写的东西，从来不给别人看。他说别人不懂。他经常把自己写的东西抄得工工整整寄出去。我爸说那叫投稿。投到北京、上海的出版社。有时候，诗人从我家离开的时候，我爸会骂人，骂一个叫“编辑”的人：“回封信能累死人吗！就不能给诗人回封信吗？看把诗人急成啥样了！”
我爸说，诗人每次把他的诗寄出去，盼望编辑的回信就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事。跟我爸一遍遍分析一封信从小镇到北京、上海需要几天时间，编辑看稿子需要几天时间，给他回信又需要几天时间。我爸说，等了很多年，诗人从来没接到过编辑的回信。所以，他才会骂人。我爸虽然是个工人，但平时并不粗鲁，这也是他能跟诗人相处得好的一个原因吧。我爸说，他们那拨矿山技校的同学，在一个矿上工作的其实有好几十人，但大多数人跟诗人都没有来往。他们瞧不起诗人。他们认为诗人有点“二”。我们小镇话，“二”含有傻、不正常的意思。跟我妈嘴里的魔症有些相近又不完全一样。
大学毕业，学校分配我到出版社当编辑。我当编辑，最高兴的是我爸。跑到邮局给我打长途：“闺女，我让诗人把稿子寄给你吧！”我求他：“爸，饶了我吧！我们是科技出版社，不管诗！”
我确实不管诗，但我认识管诗的编辑。我在心里认为诗人写的根本就不可能是诗。我不想给管诗的同行添麻烦，也不想让自己丢脸。
我爸对我不管诗人的事情非常生气。过年回家的时候，骂我：“当编辑的人心都这么狠吗！”
他怎么骂我不在乎。编辑案头的稿子堆成山，永远看不完，哪个编辑有空给精神不正常的人回信？累死也做不到！
说我不在乎我爸骂不完全准确。其实我不愿意听他的骂，也害怕有一天我探亲的时候，诗人会找上门来。所以，我后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回家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对象，没能给他们带回去一个他们可以叫姑爷的男人，更不用提可以叫他们姥爷、姥姥的胖娃娃。在这件事上，他们很保守，很传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跟我的故乡小镇多么不一样。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结婚的女人不只我一个。这种事情跟他们解释不通，索性我就尽量躲着他们。
但是我妈病了，病得很重。我妈病了我不能像以前敷衍他们那样说你们到我这儿来吧。我必须回去看她。这次，我带了一个叫霍达的男人回家。临行前对霍达千叮咛万嘱咐一件事：“当我妈我爸面不许你说自己写诗，一个字都不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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