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自飘零水自流

当时全国各地有很多的文艺沙龙，或者知青文化群落。比如，大家熟悉的诗人舒婷，她的老师黄碧沛便是厦门沙龙的中心人物，也正是黄碧沛将诗人蔡其矫引介给舒婷认识。

早在1975年，在永安和三明插队的厦门知青就创办了一个油印文学刊物《耕耘》，与北岛等人相熟的蔡其矫和舒婷都曾在上面发表诗作，而聚集在《耕耘》周围的一些文学青年后来又成为《今天》的成员。

重庆，有陈本生、马星临等沙龙，南京有顾小虎沙龙，上海有朱育琳、陈建华沙龙，成都、长沙等地也是如此，只是后来这些沙龙中人大多隐没了去，或许就成了朱学勤所命名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可是，在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躁动在贵州的那一群以黄翔和哑默为核心的诗人，挣扎着不为历史的洪流所淹没，在偏远的云贵高原上发出光亮。

黄翔，如摩罗所说，是那一代人中间最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用生命写就，因而有了超越感。黄翔的父亲是前国民党东北保密局局长，辽沈战役后身亡，他自幼离开父母在湖南桂东老家的黄氏祖居中长大。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这自然注定了黄翔一生命途多舛，但当年曾被公派留学日本的父亲留在祖母阁楼上的一箱箱古今中外的书籍却早早地启蒙了年幼的诗人。1956年，15岁的黄翔被亲戚接到贵阳，在一间工厂当学徒，此后他一生执著于诗歌，六进监狱，个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历史纠缠在一起。

1967年，黄翔正式进了贵阳针织厂。那会儿，“文革”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贵阳市内有一座遗弃己久的天主教堂，黄翔不声不响地搬上了它的顶层阁楼，在那儿开辟了一间书房，从家里搬来一些书，并冒天下之大不韪，墙上挂了一段罗曼罗兰关于音乐的语录，书架上摆上世界名著，书桌上放上一尊贝多芬的塑象和一尊残存于世的断臂的维纳斯。

不久，黄翔独自搬入天主堂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小圈子内引起隐秘的波动，一群对中国当代艺术不屑一顾的音乐青年追踪而至，搬入了斜对面的一间很大的空房，他们每天一道起床、做饭、练琴、睡觉，并同一些文艺青年来往密切，包括后来闻名于世的音乐家瞿小松，及日后成为黄翔亲密战友的哑默和李家华等人。

此后诗人哑默家里的沙龙，聚拢了一批贵阳诗人。哑默的父亲，是贵州省最大的资本家之一，解放后，他成了省工商联合会的主席，根据政策城里的房产得以保留，而保留下来的这幢深宅大院成了沙龙的大本营。那时，哑默在贵阳郊外的野鸭塘教书，于是聚会被戏称为“野鸭沙龙”，沙龙大多时候是在探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问题——“野鸭沙龙”先后隐秘持续了10年左右，直到1978年。

1978年10月11日，黄翔和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4个人乘火车北上，在北京首次贴出了一组6首的大型组诗《火神交响诗》，公开创办了第一份民间自办刊物《启蒙》，以诗的形式揭开了“文革”后民主启蒙运动的序幕。

1978年11月24日，黄翔、李家华等8人又一次进京，宣布成立“启蒙社”。继启蒙社之后，各民主社团纷纷成立。起先，当时颇具权威性的《诗刊》、《人民文学》乃至《人民日报》都拟发表黄翔的作品。

之后，比较中性的“纯文化”的作品开始在国家主流报刊上“崭露头角”。

1979年，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转发在当时由邵燕祥担任副主编的《诗刊》上，《安徽文学》也转载了《今天》的诗歌和小说。从1980年开始，一场围绕“新诗歌”的讨论陆续展开，当年的《诗刊》第8期发表章明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朦胧诗”由此得名。

1980年12月《今天》停刊，其后，《作品》、《文汇报》、《星火》、《诗探索》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1981年学术研讨会，相继就“朦胧诗”展开争论。在北岛自己看来，“那不是什么争论，而是有操纵的大批判，结果适得其反，由于读者普遍的逆反心理，‘今天派’诗歌反而更加深入人心……”。诗歌流变的轨迹，衬托着历史的众声喧哗。

像我这样的人，读书、思考，总与个人的存在方式、心态、情绪、感受相关，并不只是读书。而在那个年代里，有大量思想者的命运都很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