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敏感于时代气息的诗歌，忠实而艺术地反映了青年的苦闷与抗争，终于在80年代喷薄而出，形成一场诗歌运动。

提到诗歌，上个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朦胧诗”，仍然是许多人至今保留在记忆里的一个关键词。

作家阿城说，80年代是一个表现期，其实各种思潮的酝酿贯穿于整个70年代。当时出现了许多青年人聚集的文化沙龙，各个沙龙之间经常“跑书”(交换书籍)。当代许多知名作家如史铁生等人，都参加过这类沙龙中的阅读和讨论活动。

许多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著，例如卡夫卡的《审判》、萨特的《厌恶》、司汤达的《红与黑》等，当时都属“内部参考”之列，仅供高干阅读。这些书籍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民间，在传阅过程中，青年之间“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

在阅读的滋养下，地下文学应运而生。地下文学中的诗歌部分便以“朦胧”的形象浮出水面，并最终被主流文化圈接纳，成为1980年代最热的文化事件之一。

最初的地下沙龙活动

要了解这类地下读书会性质的沙龙活动，就免不了要简略谈及沙龙出现的社会背景。

1960年代后期，青年们被鼓励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于是从直接阅读马列原著开始，青年人的阅读为他们的头脑开辟出一条许多人(包括他们自己)都没有预见到的思想之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1968年就曾把自己当时独立阅读与思考的结果写成《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引起很大轰动。

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红卫兵分化出不同的派别。“老红卫兵”当时的年龄大多在15岁到18岁之间，成员家庭出身多为“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骨干。后来，“四·三派”和“四·四派”逐渐强势。于是“老红卫兵”中的部分人开始结伙进行文艺演出，大部分人过起了“逍遥派”和“颓废派”的生活——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并且学写新旧体诗，这就成了文艺沙龙的雏形。

比如，祖籍湘西的某长征干部之女贺利农闲返城时，周围聚集了一批人，形成的一个“地下上流社会”文艺沙龙，就很典型。其后流传很广的一本手抄本小说《九级浪》的作者毕汝协(老红卫兵，其父为一名司局级干部)就是这个沙龙中的常客。

那时一部分老红卫兵开始了圈子内的读书活动，全国出现了一批学马列小组、马列研究会，或探讨马列主义，或谈论文革理论问题。

由于当时一些“老红卫兵”开始质疑“文化大革命”理论，这也激发了包括魏光奇(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内的“四三派”同学探讨理论的兴趣。1968年春，北京中学里开始出现跨校际的研讨会，许多人后来在访谈和回忆文章中讲到的“二流社”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学生跨校小团体，101中的任公伟、35中的鲍国路(柯云路)、清华附中的甘铁生、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史宝嘉等人都参与其中。

曾参与“二流社”活动的魏光奇回忆:“ ‘二流社’的活动方式是聚会讨论各种问题。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中山公园都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3天，自带粮食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五成群，说笑唱歌，探讨问题，非常快乐。‘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等，但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

在学者杨健看来，正是1968年秋冬北京跨校际、跨城区的派系论战、座谈、沙龙中的思想交流，推动了红卫兵派系间的分化、组合、消解。及至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后，北京各个读书小组和沙龙之间的派性界限更为模糊，不同派别的人也开始进入同一沙龙活动，同时一批有关政治和文艺方面的书籍则在各个圈子和圈子间流传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