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英于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全国掀起学哲学热潮，郭世英和几个同学也组织起来，并把自己的哲学小组命名为“×小组”。由于郭世英等人常聚会讨论些敏感的问题，受到相关部门的注意。后“×小组”被破获，成员全数被捕，上面提到的牟敦白也身陷囫囵，不过他最早获释。郭世英于1968年4月26日受凌辱后身亡，他杀还是自杀，众说不一。

而“太阳纵队”则是一个“诗歌沙龙”，这一名称出自张朗朗于1962年在他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合办的百人大型诗歌朗诵会上朗诵的一首长诗《燃烧的心》，诗结尾一句正是“我们——太阳纵队！”朗诵现场十分热烈，参加者当场提出了创立“太阳纵队”的设想。

实际上，张郎郎在育才中学时已经开始写诗，并组织文艺沙龙，聚会的场所就在张郎郎家中，艾青、海默和吴祖光等文艺名家也常到沙龙聚会。那时候，张郎郎等一伙人，崇尚玛雅可夫斯基，“剃成秃头，穿上军棉裤，腰里勒根旧电线，天天在小松林里来回乱走，狂背《我爱》、《穿裤子的云》”，可见其“前卫”。

1966年，张朗朗因“太阳纵队”及秘密聚会等罪名被关押。后张郎郎准备逃往南方。他在和朋友分手之际，在王东白本子的扉页上写下四个字：“相信未来”。日后让郭路生名满天下的诗作《相信未来》的题目，正源于此。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社会上气氛低迷，许多人有了幻灭情绪。在这个政治背景下，且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全国各地的城市沙龙以及乡村的知青文化群落反而更显出了生命力，新诗歌运动的暗潮也涌动其中。

当时北京有不少倾向于西方现代艺术的沙龙，比如，以人大附中老红卫兵徐浩渊为核心的文艺沙龙，以及由北京铁路一中学生鲁燕生主持的沙龙。值得一提的是，郭路生之后较著名的诗人依群便常出入徐浩渊沙龙。

1973年前后，史康成、徐金波、曹一凡和赵振开(即诗人北岛)等几个北京4中的同学，开始在史康成家中聚会，史康成妹妹史保嘉也参与其中。史康成沙龙的成员又与徐浩渊沙龙及一些“二流社”老朋友来往密切，这自然就形成了一个连环套似的圈子——按照北岛的说法，“交换书籍把这些沙龙串在一起，当时流行的词叫‘跑书’”。在这些沙龙成员中间，有一个叫赵一凡的人，担当了很特殊的角色。

当时不同色彩的小圈子在赵一凡那里发生交叉，汇集成一个大圈子，而他本人从“文革”一开始便致力于收集各种各样的民间小报、传单，后来又极力收集青年诗人们拿给他的地下诗歌——郭路生、依群以及后来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过从甚密，而他们的很多诗歌也多亏赵一凡的细心保存日后才得以面世，否则多已遗散殆尽。

那时候的白洋淀，有三类知青，一是返乡的当地知青，二是天津知青，三是北京知青，共600多人，但北京知青占了半数，而在北京知青中间，又有一个诗歌圈子，大约有60人参与其中。

这个诗歌圈子，不同于当地的其他知青，他们是在考察了白洋淀的各方面情形之后，才结队落户于此。白洋淀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他们大可衣食无忧，而地理位置又适中，不仅可以常回北京看看，山西、陕西等其它一些地方的知青也很方便来此“大走串”。北京沙龙里的趣味和“黄皮书”通过知青的往返捎到了白洋淀，而当白洋淀产生的诗作传回北京沙龙里时，也引起了经久不息的震荡。

艾略特、洛尔迦、聂鲁达和布德莱尔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成为争相传抄的宝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书在人群中的传递，这些故事或者轶闻或多或少可以透露出一个时代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蛛丝马迹。

多多说，1973以后，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就宣告结束了。1978年12月,《今天》创刊。由北岛参与创办并主编的《今天》，被一些人认为是80年代现代诗歌运动的象征。由《今天》派生的，还有美术团体“星星画会”，和摄影团体“四月影会”，后来的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等人也常参加《今天》的活动，并化名发表小说。同一时期，全国各地有无数的民刊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那是一个“文学艺术的春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