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那批“只供内部参考”之用的“皮书”(包括“黄皮书”和“灰皮书”等)的流传使得“文革”一代青年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皮书”，是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有计划地由几个大出版社出版的一批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反映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文艺的书籍，只供高级干部使用。“灰皮书”大都属于社科类，“黄皮书”多为文学读物。

后来，到了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以及中苏关系的紧张和中美关系的解冻，国家又组织出版《摘译》 (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这些出版物中也包括一些“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根据权威性的工具书《全国内部发行读书总目1949~1989》统计，从1949年到1976年，全国共出版“内部书籍”18301种，其中，西方理论和文学著作，“文革”前大约出版1041种，而“文革”中则出版了近1000种。

据当时的沙龙中人回忆，除了马、恩著作，德热拉斯的《新阶级》、马迪厄《法国大革命》等社科类书籍和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麦田里的守望者》等文艺类书籍给他们的思想和心灵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有意思的是，许多当时在中学生手中流传的书籍，又恰恰是由于“文革”早期的“抄家”等运动才使得它们从私人家中和图书馆等地方流传到社会上。

在回忆当年的阅读经历时，诗人北岛说:“……《人·岁月·生活》我读了很多遍，它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这个世界和我们当时的现实距离太远了。现在看来，爱伦堡的这套书并没有那么好，但对一个在暗中摸索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导游，给予我们梦想的能力。”

从知青文化到《今天》的诞生

1968年下半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拉开序幕，自然而然，大规模的读书和讨论活动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又形成了乡村知青文化群落。

而像人们所回忆的，知青们常常会找机会回到城里呆上一段时间“休养”，这时候，沙龙又成了留在城市的知青和返城知青相聚的地方——城市和农村的知青文化如此串连起来。

一部分青年及其所在的沙龙，由于受到政治及现实的冲击，出于对政治的回避而转向纯艺术的领域——一批后来享有盛名的“新诗人”就是在那个背景之下出现。

郭路生，笔名食指，出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被许多人称为文革中的“民间文学第一人”和“新诗歌第一人”——后来比较有名的“白洋淀诗派”诗人岳重(根子)、多多、芒克和北岛等人都承认自己受郭路生诗歌影响极大，尤其是他那首成名作《相信未来》，曾经在各地知青中间广为流传。

如同北岛回忆的，“我们当时几乎都在写离愁赠别的旧体诗，表达的东西有限。而郭路生诗中的迷惘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萌动了写新诗的念头……他把个人的声音重新带回到诗歌中”。有意思的是，从郭路生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十分活跃的一批现代派诗人：张郎郎、牟敦白、董沙贝和郭世英。据说，从1965年到1966年，郭路生曾出入于牟敦白家中的“文艺沙龙”，并与张郎郎等人过从甚密。

讲到郭世英和张郎郎，又不得不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发端于新生代的城市文艺沙龙活动。按照杨健的说法，60年代初出现的这批沙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子弟，背景是延安知识分子和左翼文化人，另一类是社会关系复杂的平民子弟和“黑五类”子弟，有更多的民间背景。以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为核心的“×小组”和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张仃之子张郎郎为核心的“太阳纵队”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