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阳小学清末民国时期校史

（1902——1949）

紫阳小学校史编写组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经过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深重的民族危难，激发了广大民众和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同仇敌忾的决心。维新人士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要救亡图存，应从改革教育、提倡“西学”入手。于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成为当时举国上下的一致要求。由于清王朝统治已经朝不保夕，在人民和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宣布“变法”，推行所谓“新政”。反映在教育领域的变化，是各类新式学堂渐渐兴起，逐步代替了儒学和书院，延续了千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最终被废除，中国近代教育的历史从此开始。在清末民国时期（1902—1949），紫阳小学大致分为下列几个阶段：

一、 仁和县高等小学堂（1902——1912）

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前，杭州初等教育在社会、义塾和私塾中施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下令，将各州、县书院改办为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中国近代杭州的初等教育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当时，杭州府为省所在地，设仁和、钱塘两县建置。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二十八日，在仁和县境内的太庙巷紫阳书院，经历了近两百年的风雨沧桑后，刑部主事、书院山长王同，禀经仁和县知县萧治辉，详报上级政府，将书院改办为仁和县学堂。经费由原书院款项拨充，每年六千二百余元。

王同为首任仁和县学堂总理（堂长），招收学生133名，分为四等级，四年毕业。这

是近代杭州最早的一所官办小学，它比钱塘县将崇文书院改办的钱塘县学堂还要早二个月。王同字吕庐，杭州仁和县人，光绪四年（1878）进士及第，累官至刑部主事致仕。后受聘任仁和紫阳书院山长（院长）。王同在学堂内的紫阳山摩崖上，曾有石刻诗一首《追和周雨文摩崖石刻诗》：

今日弦歌地，昔年处士家。

题诗五言律，刻石数行斜。

竹径空磨藓，萍踪忆感花。

我来访遗墨，骚首隔烟霞。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钱塘县学堂从西湖跨虹桥金沙港并入仁和县太庙巷的仁和县学堂内，改名曰仁钱县学堂。翌年（1907）正月，钱塘县高等小学堂分出至十三湾周公井，单独设立，本学堂更名仁和县高等小学堂。经费由藩司统筹支配，每年约五千元办学经费。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浙江教育总会在杭州成立，公推海盐人张元济为会长，瑞安人孙诒让和金华人王廷扬为副会长。会后，晚清经学家、文字学家孙诒让，专程来到太庙巷仁和县高等小学堂探望。同治四年（1865），其父孙衣言应浙江巡抚马新贻之邀，曾在紫阳书院担任主讲，主持教学。那时候孙诒让年方十八，熟读诗书，风华正茂，就在这座书院里，草《白虎通校》，定《广韵姓氏刊误》。孙诒让站在仁和县高等小学堂原“景徽堂”里，心潮澎湃，吟成两首绝句，留给这片写着父亲教授生涯与他青春时光的故地：

弱冠趋庭梦影中，先人讲席久尘封。

卅年剩有孤儿泪，重到吴山作寓公。

学界飞腾万少年，故乡兰芷更翘然。

镜中短鬓都成雪，合向西湖酌冷泉

仁和县初级小学堂，先在欢乐巷，后迁瑞石亭，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创立，由龚廷玉将5所蒙养学堂归并1所，分两班教学。附入仁和县高等小学堂。其开办费，均由仁和县捐廉项下动支。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称仁和县初等小学堂第一区，经费岁收，仁和县捐廉六百五十元，学校分甲乙两班，五年毕业，学生56名。

浙江高等小学堂附属初等小学堂第一所，在省城保安桥，后移至严衙 。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改仁和县初等小学堂第二区，归仁和县高等小学堂接办，经费由仁和县书规费拨用，岁收六百元，又仁和县高等小学堂补贴六百七十元，学校合班，教授学生27名。

宣统三年（1911）时，仁和县高等小学堂堂长为朱作 。堂长朱作 还兼任仁和县就有26所初等小学堂的堂长，并在初等小学堂的毕业生中，择优选送入仁和县高等小学堂。

浙江近代小学初创时期，学制课程无章可循，各府州县小学学制，课程甚不一致，学习年限不一，程度参差很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分初等教育为蒙学堂、寻常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三级。蒙学堂四年卒业，课程设修身、读经、作文、习字、史学、舆地、算术、体操8科。寻常小学三年卒业，课程设修身、读经、作文、习字、史学、舆地、算术、体操等8科。高等小学堂亦三年卒业，课程设修身、读经、读古文词、作文、习字、算学、本国史学、本国舆地、理科、图画、体操等11科，另视地方情况加设一二农工商实业科目。但此制未切实施行。次年（1903）。清政府又颁《奏定学堂章程》，对初等教育学制课程重新作出规定，浙江省各府州县小学堂的学制课程才日趋统一。初等教育分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两级。初等小学堂七岁入学，学制五年，课程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西学的人对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的总称）、图画、体操9科，亦有视地方情况加设手工、农业、商业等随意科目。课程设置中，修身、读经占突出地位，体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仁和县高等小学堂，是仁和县最高级别的官办小学。理所当然模范遵守学堂章程。小学堂所需师资，按《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须师范学堂毕业生充当。但因当时学堂初创，师范毕业生难求，只能变通办理。

仁和县高等小学堂和钱塘县高等小学堂，是当时杭州最佳的两所高等小学堂，杭州许多著名人物，均就读于此。据民国浙江民政厅厅长阮毅成先生《三句不离本杭》一书回忆说，祝芾南、蒋蔚堂、陈定山、金越光、蒋彦士、潘敦义、吴颖士、盛礼约和阮毅成，均出自上述两学堂，在此接受启蒙教育。

二、杭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912—1927）

在汹涌澎湃的辛亥革命浪潮中，清宣统三年（1911）九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杭州起义，一举摧毁了清王朝在浙江的统治，成立浙江军政府。以辛亥革命（1911）为契机，古老的杭州迈出了新的步伐，开始踏上近代化的进程。

辛亥革命后，浙江军政府废杭州府建置。仁和、钱塘两县合并为杭县，仍为省位所在地。民国元年（1912）四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五月，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初等教育作了多项革新：规定初等小学允许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废止，加重手工科，三年级以上加设珠算；清末学部颁布的教科书一律禁用；高等小学以上的体操应注重兵式操。同时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

杭州军政府分府汪 将仁和县高等小学堂改称杭县县立第一高等学校（钱塘县高等小学堂改称杭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第一任校长为王炜。民国十二年（1923）八月，该校与杭县第一国民学校（原仁和县第一初等小学堂）合并为完全小学，称杭县县立第一小学校。当时的校长先后是范承祖和骆庆珍，教员分本科正教员、专科正教员、副教员，本科正教员以教授小学各科为职；专科正教员专授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农业、缝纫、英语、商业之一 科或数科；副教员以辅助本科正教员教学位职。

民国元年（1912），浙江省遵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小学校令》的规定，对小学的学制、宗旨、课程均进行改革：（1）初等小学校由5年减为4年，高等小学校由4年减为3年。（2）小学校宗旨定为“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及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3）废除读经科，注重手工科。（4）初等小学校实行男女同校。（5）初等小学的课程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等7科，女子加缝纫课。高等小学的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体操并9科，男子加农业课，女子加缝纫课。亦有视地方情况，改农业为商业，并加英语课或其他外国语课。各科内容作了大的改动，每周授课时间也比以前减少。

民国四年（1915），改初等小学为国民学校，学制四年，课程设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等7科。高等小学学制三年，增设本国史地、理科、农业或商业、英语。民国八年（1919），浙江省和江苏省在全国率先以“公民”课代“修身”课，试用全国教育联合会编订的“公民”教材。民国九年（1920），遵照教育部训令，小学国文科改国语科，各教科书一律改用语体文，这是“五四”运动的结果。

民国十一年（1922），施行“六·三·三” 制，浙江省小学修业年限改为六年，较前又缩短1年。分初高两级，初级小学6岁入学，学制4年；高等小学学制2年，对课程亦作重大修改：（1）初级小学增设社会、自然两科。（2）废止修身科，增设公民、卫生两科。（3）改国文为国语（改文言文为语体文）。（4）改手工、图画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5）授课时间改由分钟计；初级小学前两年每周至少1080分钟，后两年每周至少1260分钟。杭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执行浙江省的学制和课程。

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小学校教规》，对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修身要旨在涵养儿童之德性，导以实践。初等小学校，宜就孝悌、亲爱、信实、义勇、恭敬、勤俭、清洁诸德，择其切近易行者授之；渐及于对社会对国家之责任，以激发进取之志气，养成爱群爱国之精神。高等小学校宜就前项扩充之，对于女生尤须注意于贞淑之德，并使知自立之道。”使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有着一种近代新鲜的气氛。

杭县时期，不少学校都制订了校训，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环。当时杭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有校训六条：“（1）立志为新国民；（2）行事以诚为本，以勇气辅之；（3）与人交宜久而敬之；（4）养心、养身，不可须臾忘；（5）助人救世为立身成事之本；（6）敬爱同胞，勿互相戕贼”（浙江教育出版社《杭州教育志》）。杭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校训，反映在“五四运动”（1919）时期，杭县小学生的精神面貌。

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清同治间紫阳书院山长孙衣言之孙、晚清一代宗师孙诒让先生之子，著名学者孙延钊，约杭县县督学吴崖青，访问杭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承校长郑兆麟先生出而招待，并出示其校史，则于书院改办学堂之后沿革，撮叙略备。孙延钊发现先祖山长孙衣言《紫阳书院景徽堂记》碑尚存，嵌在学校三上年级教室旁之壁上，孙氏瞻仰手泽，摩挲久之，兴奋之余，手拓数纸以归。后来，孙延钊在《浙江省通志馆馆刊》上发表《浙江紫阳书院掌故徽存录》一文，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