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初年，《后梦》、《续梦》、《补梦》、《重梦》、《复梦》五种接踵而出。《后》《续》还魂之妄，说鬼谜接，已觉无谓，《重梦》则现身说法，并忘原书意淫二字本旨矣。《复梦》易贾作祝，极誉钗、袭，殆认贼作子，文之不通，更无论已。道光中又有《梦补》、《圆梦》、《幻梦》三种，陈厚甫、严问樵两前辈各谱传奇，严后出而远跨陈上。近时复有《增补》、《梦影》二种，每况愈下，益不足观……
论述中他看到了曹雪芹原着“意淫”的精髓所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续作背弃原着，大肆渲染风月欢娱的做法是不足取的，这样的观点在续书的评论中也是很有见地的。
在这里，值得提及的还有裕瑞的《枣窗闲笔》。裕瑞，满洲人。《枣窗闲笔》成书于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1820)间，此书由续《红楼梦》七种“书后”及《(镜花缘)书后》组成。裕瑞在他的书前小序中说，他在《枣窗闲笔》中，“论诸书多贬少褒”，认为这几部续书都是“续貂”之作，并指明了他写作《枣窗闲笔》的目的是“想通人知书难续，故不为耳”。裕瑞在此告诉我们，尽管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未完之作，可续作难，续“流传千古”的名着更难，原因是：
殊不知雪芹原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始成此书。原非局外旁观人也。若局外人徒以他人甘苦浇已块垒，泛泛之言，必不恳切逼真如其书者。(《(后红楼梦)书后》)。
这段话阐述了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的观点，强调了实践生活对写作的重要影响，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续书远逊于原着的根本原因。
《枣窗闲笔》是清代唯一一部专论《红楼梦》续书的着作。其他的一些着作，如姚燮的《读红楼梦纲领》、吴克歧的《忏玉楼丛书提要》、解庵居士的《悟石轩石头记集评》并非《红楼梦》续书研究的专论，但其中都有涉及续书评论的章节，也不乏新见。
二、“五四”以后的《红楼梦》续书研究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开始有机会大量接触西方的一些新理论、新观点，文学领域也是如此。小说功用也渐渐为人们所发现和认识，梁启超就是首位将小说的功用上升到极至的学者，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自此，小说再也不似桓谭所言的“残丛小语”了，一些专家、学者开始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小说，对《红楼梦》续书的研究也是如此。他们超越了清人品评续作时绝对好与绝对坏的二元评价方式，将其扩展到美学、哲学、社会伦理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这些学者中首推王国维。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较为系统的专论，也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一篇富有理论色彩的名作。“评论”采用叔本华的人生观与哲学理论，结合美学观点，阐述了作者对于人生及艺术的基本观念，其中有对《红楼梦》续书的精彩论述：
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有《水浒传》矣，曷为而又有《荡寇志》?有《桃花扇》矣，曷为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红楼梦》矣，彼《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者，曷为而作也……故吾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吾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
王国维从民族心理特征角度出发，阐述了国人的乐天精神使文学领域内的小说戏曲也充满了乐观主义色彩，而正是由于《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才会有弥恨补憾的《红楼复梦》的出现。这样，就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阐述了《红楼梦》续书出现的根本原因。
鲁迅先生也曾从“国民性”的角度论述过《红楼梦》续书。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人作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关于《红楼梦》续书“乐观的国民性”的问题，鲁迅的笔调似乎比王国维更为尖刻：
此他续作，纷纭尚多，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增补红楼》、《鬼红楼》、《红楼梦影》等等。大率承高鹗续书而更补其缺陷，结以“团圆”；甚或谓作者本以为书中无一好人，因而钻刺吹求，大加笔伪。但据本书自说，则仅乃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于自身，深所忏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红楼梦》至今为人爱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复有人不满，奋起而补订圆满之。此足见人之度量相去之远，亦遭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