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我在文革时还是比较幸运的

这时，我已经不再多愁善感了。一个人要成熟，仅是一刹那间的事。真的，这一切都如那位中年妇女所说，"是跟你闹着玩的"。仔细回想，从"迷糊"带我到团部，从跟团部武装战士去银川"杀场"，从群众围观枪毙如同观赏演戏，一直到观赏完枪毙后大嚼西瓜再回团部，今天一天没有哪一个细节不是在"闹着玩"。我在少年时期的1949年前，曾看过不少好莱坞反映二战的影片，也常有将人处以死刑的场面。我记得不管是好人处死坏人或坏人处死好人，在处决前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至少要蒙上死刑犯的眼睛。可是今天我没见到有什么仪式，也许"公审大会"就是仪式吧?即使那是某种新的革命仪式，在临枪毙犯人前的那一刻我也觉得太草率了，事先就没把"杀场"准备妥当，从把犯人拉下来直到枪响，似乎都草草了事，像是"闹着玩"的，没有丝毫要结束人活生生的生命时必须有的庄重感和仪式感，难怪革命群众感到不满足，意犹未尽。

真是"闹着玩"!但怎么全民都会一起"闹"一起"玩"，玩闹得还非常投入，非常开心呢?到1970年，我已经劳动改造了十二年，在劳改农场与"牛棚"之间几进几出。在这十二年中，我虽挂块牌子被批被斗过，却从未挨过打、下过跪、绑过绳、游过街、受过"逼供信"，更没有遭到剪阴阳头、戴高帽、涂花脸等等凌虐，自母亲去世后已无"家"可"破"，我孑然一身，只要我活着，也无"人"可"亡"，在政治形势稍有缓和时，我在革命群众中还相当愉快，田间俱乐部是我至今还留恋的场所，是我性启蒙的大学堂，使我受益匪浅。所以，我难以用一个受害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文革"，却很理解一般劳动群众的心路历程。我在那时就发现，批倒批臭了"资产阶级管卡压"，上下混同，重新洗牌的时候，劳动群众确实有种空前的解放感，由衷地热情洋溢，高呼"万岁"，积极揪斗"走资派"。但劳动群众是非常聪明并且讲现实的，在他们发现真正被打倒的仅仅是些与他们毫不相干，遥不可及，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高层人物，平时直接对他们实施"管卡压"的干部却一个个被"解放"，"挂起来"的极少，一般都变成"铜像"，有的甚至官复原职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上面是跟他们"闹着玩"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场"革命"中，他们除了可以因为开会多而少干活之外，在物质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生活水平没有改善反而显著下降。"文革"的要害，在于直接损害了劳动群众根本的经济利益。这样，他们更加确定不疑地认为是上面跟他们"闹着玩"的了。在不能以其他方式表达不满，更不能反抗的条件下，他们就不自觉地以拥抱政治、贴近政治的形式来疏离政治、玩弄政治。劳动群众是非常会"闹着玩"、非常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对上面提出的革命口号与提倡的高尚道德，他们非"闹"得与其背道而驰不可。最后，"闹"得毛主席的理想完全落空，"革命"的现实离毛主席的理想越来越远。但这决不能怪罪劳动群众，因为"文革"并不是劳动群众发动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场"运动群众"，只能由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承担责任。

"文革"时，上面召开的形形色色的批斗会及发下的各种法规、制度、纪律包括"毛主席语录"、"最高最新指示"等等，劳动群众决不会正正经经地对待，都以"闹着玩"的手法将其稀释成玩闹。区别无非是有人不小心"玩"死了人，有人不小心被人"玩"死了而已。而这种"闹着玩"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在上下双向互动中不自觉地形成的，所以就逐渐成为深入民间的民风民俗，以至于成了"文革"形成的民族集体无意识。

当时的报纸上登有林副统帅语录："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话并非林彪的发明，源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更早出于黑格尔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命题。确实，整个中国人都"闹着玩"，有它哲学上的高度合理性。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群众确实没有受剥削、受压榨，因为劳动群众早已把劳动场所变成娱乐场所了，在所有的劳动工地上都能"闹着玩"，甚至对必须严格遵守、不遵守就会闹出人命的技术操作规程，他们也会不惜生命地"闹着玩"。他们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刚好符合他们"闹着玩"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他们对自己付出的劳动善于称斤论两，国家别想占他们一点便宜。在每天都要"政治学习"，"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可是两个月才能看一次重复放映多次的老电影，一年中才能看两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再没有其他娱乐的情况下，他们会把所有的政治集会包括枪毙人都当成戏剧演出来观赏取乐。正好，"文革"又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别人的不幸来对比自己幸运，以别人的痛苦来取得自己的快乐，以别人的死亡来印证自己生存的机会。遭殃的人在这么多中国人口中毕竟只占少数，大多数中国人却能够从这不到一半人的灾难中寻找到安慰，获得优越感。譬如今天，仅仅枪毙了十来个人却让近万人看得开心，可说是"牺牲了十来个，快乐了近万人"。他们只有以"闹着玩"的态度才能生存并感到快乐。不正经的政治只能以不正经的态度应付。要正正经经地对待生活，最终结果只有自杀或抑郁而死。对别人生命的冷漠，恰恰说明了人们对自己苟延残喘的生命的珍爱，这就是"文革"形成的文化生态。对别人生命的冷漠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取向，渗入我们的血液以至骨髓。

请别认为以上是我现在的认识，那时我就领悟到必须不能正正经经地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果然，我一回连队就被集中到"学习班"。因为毛主席指示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群专队"改了个称呼，叫"学习班"了。连队的牛鬼蛇神又一次被集中在一个"班"里。别以为"学习班"真学习了什么，那是"跟你闹着玩的"，我始终不明白"打"的是哪个"一"，"反"的是哪个"三"。好在"学习班"缩小了规模，不是以全团而是以连队为单位，仍然和革命群众一起劳动，我还有和女菩萨们见面的机会，所以日子过得还不错。转年到"九一三"，连林副主席也不小心被"玩"死了，"学习班"也就解散。我回到田间俱乐部后，发现"九一三"事件使革命群众更看透了，他们每天都变着花样"闹着玩"，让我更加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