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1现代知识分子应具有不向非真理妥协的志向

凤凰网文化：您提到，当下发生的许多公共事件，如毒奶粉等，使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每天都受良心谴责，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起促进新社会早日到来的责任。从现实角度上，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

汤一介：从中国知识分子讲，原来就有这种传统的教导——不治而医。什么叫做“不治而医”？就是知识分子不是直接去治理国家，但他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议论的责任。这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职责。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不向非真理和半真理妥协的志向。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没有尽到，这与社会现实有一定关系。

中国从八十年代以来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中心，这个不错，这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已经经过三十年了，现在可能应该逐渐转化为以文化建设为中心。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容易使社会走向功利化。因为人类社会如果完全走入功利化，大家都不会得到幸福。当官的得不到幸福，因为他会常常受到老百姓的谴责，他得不到幸福，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

企业家也有问题。他生活在一个不是非常合理的社会制度下，这些制度是矛盾的，使得他不能真正让社会财富顺利增长。老百姓很苦，物价一涨老百姓更苦。

知识分子为什么受到良心责备？因为现在社会还没有从把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向以思想文化为中心的社会转移，因此功利化太强，如果能够转到以文化建设为中心，功利化会减弱，价值理性观就会增强。到底什么符合道义、符合价值就去增强，就会削弱功利化这种社会危害。在这种制度下哪些能够说的，哪些不能说的常常受到约束。

因为有些话你说了，就被评价说你不符合现实社会要求，因为现实社会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常常我们是要妥协的，不妥协那我们就没法说话了。本来我们还可以说一点点话，假如我们要真正去做到不向非真理、半站真理去妥协，现在一点话也不能说，所以常常良心就受到责备了。比方说学术腐败，如果一个个人你去责备，反而会得到什么呢？得到他责备的人会找你麻烦，而且会得到跟他有相同问题的人的反对，所以常常觉得还是不说为好。说了会找麻烦。我们只是比较重视“工具理性”，没有重视到以人文建设为主的“价值理性”，注重到价值理性就会只认真理，不去考虑到个人得失，可是不大容易做到。

part01个人思想得到解放才可能迸发出巨大创造力

凤凰网文化：今年是辛亥百年100周年，您觉得这个百年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有怎样的变化？

汤一介：综合讲，这一百多年来我们是在进行第一次启蒙活动。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学习西方怎样走近现代社会，开始我们是学习科学技术，洋务运动做枪、炮什么这些东西。后来感觉到不行了，进行戊戌政变，从制度上改变社会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由于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力量太大，制度没法实行，慈禧太后就给废掉了，这个就失败了。还有孙中山先生要走革命的道路，可是这条革命道路走到了现在，怎么说呢？发生了问题。

我们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现代化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要建立一个全面的现代社会，光有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不够，必须是有政治的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才是一个全面的现代化。

启蒙运动以来提倡解放个人，对实现现代化非常重要，因为个人思想得到解放才可能迸发出巨大创造力。启蒙运动的结果是使得自然科学得到重大发展，特别是牛顿以后。不仅自然科学，而且奠定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孟德斯鸠、罗素、伏尔泰出现了，我们才知道政治学应该怎样，经济学应该怎样，法学应该怎样。

它们只能是在解放个人、使得个人有了充分自由的状况下出现，但是现在个人自由出现问题。如果说是妨碍了他人的自由那怎么办？个人除了自由之外还有一个责任问题，我们要对他人、对自然界、对社会负责任——你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不能破坏自然界，不能影响其他国家民族的发展。所以自由，如果完全不受到一定的约束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总想，如果提倡个人自由，也就是提倡人的权利的同时，能不能同时提出来这个人应该负责任，对自然界负责任，对人类社会负责任，对他自己负责任。

part01 必须传承才能创新 文化不可能在空地上建立

凤凰网文化：最近我们一直在讨论传统文化的问题，许嘉璐在国学论坛上有自己的发言，提到目前国学常被流行和宣扬在知识分子阶层，我们怎么去跟台湾借鉴初级教育经验，不把国学变成万人的大沙龙？

汤一介：要从中国历史上来看这个问题。从五四运动开始，在发展文化中出了一点偏差。它对于破除旧传统、旧风俗、坏东西起到很多作用，包括妇女解放，对国家愚忠愚孝的问题……这些都应去掉。但从五四以后，有一种比较忽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所以当时有口号是”打倒孔家店”，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好像被逐渐打断。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当然它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对传统进行了否定。

从1949年以后它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孟子等都进行批判，认为他们的思想反动错误的；再经过文化大革命又使得文化断层更加深化。那么既然有这么一个大的断层，现在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相当的过程。

我们现在恢复起来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从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逐渐注意到这个问题，大家开始努力，希望逐渐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领导人也注意到这一点，比方说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演讲里讲到，我们对文化应该是在传承中创新。

必须传承，才能创新，文化不可能在空地上建立起来，一定在原有基础文化基础上来创新。所以我们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的断层要恢复起来是有时间的问题。不像台湾，它是没有这个断层的，所以它比我们在民众中间，在老百姓中间，在青年、少年中间恢复要容易的多，我们应该困难的多。

凤凰网文化：台湾也曾经用法律，用强制性手段来推行，使用强制手段在大陆是否可行？

汤一介：看你怎么样强制性推行，比方说在小学初级教育中，多增加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这个并不特别困难，应该可以做到。但是青年一辈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的时候你想让他多读一点，他反而反感，所以你就必须要诱导他，否则反而会起一个反感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教育方式的改变，不是用那种完全像过去背诵式的教育方式，应该是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应该教育他对传统感兴趣。

你光让他背诵，他可以背诵，他不照着去做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你必须用启发的办法来告诉他，让他对这个东西有自觉性，不感觉到是你强加给他的，那么才可以起作用。

part02我支持于丹 因其向大众传播传统文化

凤凰网文化：易中天、于丹他们都是从百年讲坛走出来的，文化人的挣钱方式可以说是改变了，他们比很多更有建树、更有思想底蕴，更有文化功底的文学家更出名更有影响力，您怎么看这种文化对大众的妥协？

汤一介：我支持于丹。因为无论如何，她的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包括学生、市民，知道中国有一个孔子、有一本论语。从五四以后孔子跟论语都是在被批判的状况下，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有孔子、有论语，她至少起了这样一个作用。让大家知道有一个孔子，是中国的圣人，有一部论语，它里面讲了许多有意义的话。所以钱塘江晚报就登了一条消息，就是说中华孔子学会的会长汤一介教授力挺于丹。为什么我力挺于丹？就是她做了一件好事，使得中国的老百姓知道有一个孔子有一本论语，这个是有功绩的。

当然从严格的学术要求来讲，做大众文化宣传或者大众文化启蒙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难免在于丹演讲中，从学者的角度讲是并不完全是准确的。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因为在我看，他们的作用不在这个方面，这个就是应该是专家学者的责任，学者专家应该使他更准确更严谨。在广泛传播中让大家都了解，难免有一点不太准确。没什么关系。我就希望比方说对论语的解释能准确一点。能够合乎孔子他原来的想法一点，所以我觉得于丹他们还是有有意义的贡献。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尊重那些很严谨的做学问的学者，这两个互相可以说是都有意义吧，不能用一个否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