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作家的政治观点应与文学创作分开

年度图书(虚构)《日夜书》（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年度图书(虚构)

《日夜书》

致敬辞：

韩少功的《日夜书》难得地显现了文学的精致和从容：不刻意从现实中生造出不现实乃至反现实以求深刻；没有走火入魔般地追慕神奇险绝的叙述效果；也没有繁复的滥情和贫舌；将创作的智慧化为清冽的深流，以沉静、自然的素质，体现了文学洁身自爱的能力。《日夜书》将知青题材推向极致，写出了“知青”这一历史现象的现实性，状写出如蚁人生的卑微现实。作者自觉携带和体悟“知青身份”，以繁华退尽的秋日般的朴素之笔，留下目前最为饱满却滤去“文化”色彩的青春记录。

感言：

对于文学来说，最权威的裁判是时间，最重要的荣誉是口碑。迎合的姿态，哗众的伎俩，富丽堂皇的空洞，故作深奥的堆砌……也许有一时之效，但往往过不了三五年的沉淀期，更不用说三十年了。回过头看，多少繁华何处是，曾经风云赫赫的获奖或流行之作，眼下能让读者继续留在案头或枕边的，还有哪几本？一个作家，想象自己面对着三十年后那些陌生的目光，那些市场条件和文化语境大加改变后依然存在的广大读者，是不是会多几分下笔的戒慎？

在这意义上，年度评奖都稍嫌早了一点，相当于现场初验和简易结案。文学本就是一些偶然事件，年度评奖更是诸多偶然性交集的结果。《日夜书》能获得读者和评委们的加持，自然是我的荣幸，但这份殊荣以及奖杯所聚集的巨大热情，显然并不仅仅指向我一个，而是遍及过去这一年里众多为文学付出过心血、诚实、智慧、孤独的写作人，是通向未来三十年甚至更久远时光里精神传薪之旅。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结论，不如说更像是一种期待，在一个浮躁和分裂的阅读时代寻找路标。

致敬词中“文学的洁身自好”一语让我感动。我猜测这一措辞出自何人之手，出自怎样的阅历和见识，思考和喟叹。我懂得这一句话的分量。相信我的很多同行也都能懂。这个时代的文学当然需要技巧、观念、知识、创意、灵感、天马行空、与时俱变、无法无天……但也许更需要一颗诚实的心，所谓“修辞立其诚”，让作家们更多一点自尊和自洁。读者是顾客吗？当然是，但这是一批特殊的顾客，更像是作家们的亲友，需要在今后一个又一个夜深人静之时，听你说出刻骨铭心的往事，听你说出永不后悔说出的每一句。这些特殊顾客组成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广远和恒久。

——韩少功

韩少功从开奖嘉宾李敬泽（左）和致敬嘉宾蒋子龙（右）手中，接受了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虚构类图书的年度致敬，尽管他个人认为以年为单位来论定一部作品为时嫌早。 （南方周末记者冯飞/图）

2014年1月11日下午，在天津高银马球会馆，韩少功以表现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日夜书》因“难得地显现了文学的精致和从容”，而接受了南方周末2013年度文化原创榜虚构类图书的致敬，尽管他个人认为以年为单位来论定一部作品为时嫌早。

1968年，韩少功作为一个城市里的16岁不识愁滋味的少年“哭闹着”要求跟同学一起下乡，三天后即后悔；因为能写东西，1974年他被调到了县城文化馆。26年之后，因写作成名的韩少功，又一次主动地回到当年他插队的湖南省汨罗县（现在改成市了）居住，不同乡，但离得很近。离开知青生活40年后，韩少功写出了“悲欣交集”的《日夜书》，佐证了他和一代人终生的“知青身份”。

格非最早曾建议这部书叫“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干脆直白地叫“日夜书”。“不是黑白分明，日和夜也是一种非常难分难解的纠结的状态，就像阴阳八卦，有些事情当时你这样看，40年后你那样看，看出一些不同的东西，这之间有一种张力，构成相对性和不确定性的意味。”韩少功说。

韩少功两次居住的农村，已经发生很大的变迁，当年是物质极大的贫困对人造成压力，但乡村传统的价值观的传承是明确的，比如“劳动光荣”的概念在家家户户做着同样的传递；40年后的乡村，早已正大光明地“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了，“劳动”被当成无能的概念，能挣钱就是无上光荣，而不论钱的来路是否光明。当年的乡村社会结构也趋于解体，乡村文化处于凋敝中，青年人大都出外打工了，农村虽然富裕了，但缺乏活力。但再次回到乡村，韩少功发现与插队时不同在于，不和当地农民发生利益的冲突，因为当年知青要从农民那里“分口粮”。

知青一代大都花甲已过，进入人生的暮年。“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也像日与夜一样越来越有一种模糊性。

韩少功主张作家的政治观点与文学创作分开，认为自己“非左非右”，“在书中我对左右翼都有批评”。他既主张民主是基础性和核心性制度，又认为民主有时也会“失灵”，主张对“市场”、“民主”设置一些“防火墙”。

他不愿意写“简单”的小说，愿意面对复杂困境，不想把写作者和读者都引向“弱智的状态：“就像《红楼梦》如果让贾宝玉面对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女人一个特别好，一个特别烂，你说还有什么意思？正因为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都好，贾宝玉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深度就出来了。否则不是太通俗了吗？”

战胜恶行是活得与对手不一样

南方周末：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写《日夜书》？

韩少功：其实这本书它蕴含的情绪是蛮复杂的，比如里面有同情，也有反省，也有赞美，也有反讽，都有。所以说我不大愿意写一种带有自恋性质的东西，包括英雄式的自恋，或是受难者的自恋。人们都有自恋的权利，这没什么。但自恋往往会在夸张某些因素的同时，遮蔽一些生活的真实，比如蒙昧是受骗的配合条件，光指责骗子，不反省蒙昧，那么下一次受骗就还可能发生。指责社会和他人很容易，但下一次不再受骗不那么容易，这就需要文学更多引导大家来面对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胜恶行最重要的胜利，是自己活得与对手不一样，而不是以恶拒恶，以恶攻恶，以恶代恶，重复自己不以为然和不可接受的那一切。这种胜利与其说是针对别人的，不如说是最终实现于改变自己。因此这本书里，我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睁大眼睛注意受难者、反叛者、改革者们自身的问题，人性深处那些微妙的、复杂的、要害的暗区，写出一种更接近真相的生活辩证法。这当然与一般意义上的“伤痕”、“反思”拉开了距离。这并不是删除、淡化他们所遭遇的社会不公。不是。撕开人性的真相，社会不公之所以产生、肆虐、恶化的环境和条件，社会不公所赖以产生的深度原因，才可能得到如实的揭示。在另一方面，批判者们对自身的净化，是批判的最重要成果，是对社会不公最可能有效的终结。历史从来不会是红的白的，对的错的，不是这样简单两分。文学最好要面对一些有难度的问题，比如一个流氓PK一个英雄，那么肯定是流氓坏、英雄好。这样的题目太容易做了，放在儿童文学里可以，说给成人听就有点无聊。

南方周末：知青文学如何写出崭新的现实性？

韩少功：最开始写知青都是“伤痕文学”的写法，我也写过。那种写法在当时有积极意义，情绪要宣泄，控诉要释放，都无可厚非，有利于打破政治禁区。但“诉苦”式或“表功”式的模式，显然不利于对生活的深度展示。三四十年过去以后，再思考的条件趋于成熟。有些东西你在三十年前看不清楚，情有可原；如果现在还看不清楚，就有点不负责任，就有点过于自恋。这一代人的特点是承上启下，上承革命时代，下启改革时代；又横跨两个空间，右腿在农村，左腿在城市。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个历史和社会的信息高含量群体，人生经验的富矿区，应该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历史上像这样处在一种多元现实交集点的群体并不太多，欧美日就不会有，五四运动时的中国也不会有。只要当事人少一些自恋，打掉一些图标化的写作旧模式，就可能唤醒遗忘暗层中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使这一类题材重新释放活力。

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史铁生、梁晓声、张承志、肖复兴、阿城等都写过不少让人记忆深刻的作品，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视角。有人说知青文学已经终结了，过时了，恐怕说得太过简单。汉朝、唐朝、明朝、民国初年的故事还在讲呢。一个二战题材，可能以后还有一大堆相关的电影可以拍，甚至可以拍得更好。关键是，老题材能否写出新内容和新形式，能否对接后人的人生经验和心理需求。有些评论者指出，《日夜书》不是什么“知青文学”，里面的生活感受其实暗合了当下人们的很多生活感受，是一本有关当下甚至今后的书。我注意到，梁文道先生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里说过，马涛这个人物让他感觉到特别熟悉，因为他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都是那种众人皆醉他独醒的，觉得自己身怀绝技能拯救世界的。可见，马涛不仅仅是一个“知青”，作为一个认识对象，他的寿命可能远远长过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