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怒批文化部门：“文化产业化”是最无知的说法

中信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展台摆放了多种数字阅读载体。新京报记者秦斌摄

中国出版集团的数字化展区。 新京报记者秦斌摄

随处可见的书展官方微信二维码、出版社设立的数字出版展台、和数字出版有关的活动……虽然大家依然是因纸质书的出版而聚集在一起，但是昨日开幕的北京图书订货会毫无疑问是至今为止最数字化的一届。

出版社宣传加入微信二维码

数字化几乎体现在展馆里的方方面面，就连主办方发放的记者证上都印上了官方微信和官方网站的二维码。而展馆里更是随处可见巨大的易拉宝，上面写着“关注北京图书订货会官方微信号”，易拉宝下方是坐在圆球上背对背的一男一女，各自拿着手机刷屏。如今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内的众多出版社都在展台的背板上加上了自己的微信和官网二维码，新媒体显然已经成为出版社营销的方法之一。

而像中信出版社、中国出版集团更是专门在展区内特设了数字出版展台。中信出版社的数字出版展台摆放了包括手机、ipad在内的多种数字阅读载体，许多路过的读者在展台进行体验，竖立的大屏幕上显示的则是中信的多本电子书内容。中国出版集团的数字化展区详细列出了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集团数字化战略的过程。

蒋方舟谈新技术：单个抵抗是无效的

不仅在有数字化展台，中信出版社昨日上午连续两场活动都和数字出版有关。一边是数字出版的平台提供者们谈论他们眼中数字出版的发展现状，另一边则是内容提供者们诉说他们对数字出版的看法。豆瓣阅读高级产品总监戴钦将2013年称为豆瓣阅读的“艰难转变”，读者们终于开始逐渐接受和愿意尝试数字化阅读。中信出版社新媒体负责人许洋认为数字化将阅读的门槛降低，将阅读从小众变得更大众。

数字化确实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蒋方舟就说自己前段时候在手机上看完了王强的三本商战小说。蒋方舟说这段话的时候，站在台下的读者回应道：“我也喜欢在手机上阅读，《乔布斯传》什么的都是在手机上看的，当然都是盗版的。”蒋方舟举了阎连科前阵子去香港的例子。她说阎连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发现到处都买不到墨水，于是再去的时候他就自己托运了两瓶，结果墨水都碎了，将衣服染色。“我觉得这是一个隐喻，今天如果还用以前的方式写作，很难坚持下去，而且要付出某种成本才能完成。而在新技术的影响下，单个的抵抗是无效的。”在讲了阎连科的故事后，蒋方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她好奇在技术的改变下，书写是否也会发生变化，阅读的载体是否会影响作家书写的内容。

比蒋方舟年长的冯唐对数字化的影响相对不敏感一些，他认为不管读者阅读载体是什么，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写作。但他承认，随着一次次搬家，自己家里的纸质书越来越少。“但我觉得纸质书在我这一代人中不会消失，但是电子书阅读比例一定会增加。” 新京报记者姜妍

■ 名家新作

冯骥才：我们的非遗就是在卖艺

“中国搞民间文学的专家从民间收集来、整理好，并通过汉王输入数据库的口头文学，现在有8亿8千7百万字，按每30万字出一册的话，我估计要出3000册，我想把这套书列入计划。”昨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的“冯骥才新书发布会”上，冯骥才如是说。同他宏大的构想相呼应的是他丰富的新作，此次他一共带来8本新书。

我的一天相当于两天

这8本书分别是《文化诘问》、《春天最初是闻到的》、《离我太远了》、《一百个人的十年》（修订版）、《凌汛——朝内大街166号》、《西欧思想游记》、《文化先觉——冯骥才文化思想观》、《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冯骥才工作繁多，除写作外，还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担任教职，究竟如何做到著作如此丰富？冯骥才说总有人问他一天到底睡几个小时，“其实我有诀窍，是我的忘年交谢晋告诉我的，就是下完班5点回家睡‘午觉’。”冯骥才每天8点起床，到中午12点这段时间都在处理案头工作，“比如田野调查需要看的书，研究的资料。”午饭后他会到自己的学院去，处理工作事宜，比如采访、接待来客，最多会安排七件事，下午5点半回家，“到家就睡一个小时，醒了洗把脸，吃个饭，看完新闻联播，感觉所有白天的劳累都放在睡觉前了，有第二个早晨的感觉”之后冯骥才会工作到凌晨一点，“所以我的每一天等于有两天”。

“文化产业化”造成极大伤害

如此丰沛的精力，让冯骥才对未来有很多规划，他希望今年可以办一次画展，希望写1979年到1989年的中国文坛，不过他认为这都只是个人的事情，而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文化遗产保护。他认为如果可以完成口头文学的出版，就能让世界看到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但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仍感悲哀，“文化产业化的说法，是最无知的说法，对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冯骥才认为文化产业的概念是成立的，但这不是文化界该做的事，“美国做迪斯尼不是作家做的，不是文化部门做的，是企业家做的，我认为文化部门不应该做文化产业，而应该做精神文化的工作。”冯骥才说文化有一部分可以生利，但有一部分不能，产业化会让不能生利的文化变得生利，这是很大的破坏。“我们的非遗就是在卖艺，它已经不生长在原来的土地、家园上了，非遗的传人就是在打工，这就是文化产业化的结果。而我们的传统村落就是围城，外面的人希望进去，在里面开发、赚钱，而里面的人因为太穷困了，想出来过城市生活。”冯骥才说。 新京报记者江楠

阿来：写《瞻对》“发愿”冲突消失

“藏人写作时都会在书前写一首诗，以此表达自己写作的愿景，在佛教里叫做发愿。我发愿在保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冲突也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昨日，在新作《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北京图书订货会的首发式上，阿来表达了自己此次写作的愿景。

施战军

《瞻对》开启了非虚构写作新时代

《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是一部非虚构历史文学作品。阿来通过瞻对清朝至新中国成立200余年的命运，梳理出汉藏关系于历史上的发展变迁。《瞻对》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昨日《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首发式上说杂志开辟非虚构写作栏目以来，发表的作品都是与现实相关的题材，但阿来的写作为非虚构文学拓展了一个新的品种，就是非虚构历史文学的写作，“他针对我国历史上的关键节点，探讨国家民族的大问题，开启了非虚构写作的新时代。”施战军认为阿来选择瞻对这个地方入手，实际上是选择了中国社会历史中的一朵花瓣，“他从细微入手看到历史长河的深处，从小的方面发现大问题，是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本事。”

阿来

我想呈现冲突发生的前因后果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梁鸿鹰表示，米兰·昆德拉曾说，文学的功能是抵抗遗忘，但他认为文学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提醒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总在不断重复历史上曾做错的事情，“我们没有记住教训，反而一遍一遍重复这些错误，这个比较可怕。但阿来在翻阅几百年的历史档案时有一种问题意识和发现的眼光。”他认为阿来挖掘出了历史上被遗忘的细节，并发掘这些细节背后的意义，让我们反思已经形成习惯的思考方式，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固化看法。阿来说他正是抱着希望冲突消失的动机来写作，以此回望历史，想找少数民族不和谐的根源，“我上溯的时间不算多，300多年，看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很多文学写作是为了强调冲突而写冲突，我不想强调冲突。我的发愿是消灭这些冲突，如何消灭，就是要了解前因后果，我把这些呈献给关心这个社会的人，算作我一个小小的贡献。” 新京报记者江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