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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谈写作:作家就是观察者 需要有一定的训练


来源:山东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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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5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在京举办,以“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为主题展开论坛,欧阳江河与格非、戴锦华、柴春芽共话“文艺与新民”并谈论了知识分子写作,为读者呈上2014年开年第一场文化盛宴。”——欧阳江河  正如欧阳江河所说,自己和格非、戴锦华、柴春芽涉及了四个领域不同性质的写作,但又有所交叉。

从左往右依次为:欧阳江河、格非、戴锦华、柴春芽

2014年1月5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年度文化沙龙在京举办,以“新国民·新国家·新世界”为主题展开论坛,欧阳江河与格非、戴锦华、柴春芽共话“文艺与新民”并谈论了知识分子写作,为读者呈上2014年开年第一场文化盛宴。在浮躁的环境下,学者、作者需要好的平台展示思想,读者需要有好的平台沟通交流、参与讨论,创始于2012年底的“新民说”正是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知识分子是谁?戴锦华教授的理解是:“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对抗强者,那一刻你是知识分子,你退到书斋当中读书,你就是个读书人。”至于知识分子写作,格非强调的是“对于现实有没有观察,这是区别好的文学和不好文学的重要关键。”作家、文学评论家李长之曾说:“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欧阳江河、格非、戴锦华、柴春芽以“文艺复兴”的命题,畅谈了知识分子写作。

类型

“我和格非、戴锦华、柴春芽涉及了四个领域不同性质的写作,但又有所交叉,还有一种类型是媒体写作。”——欧阳江河

正如欧阳江河所说,自己和格非、戴锦华、柴春芽涉及了四个领域不同性质的写作,但又有所交叉。

欧阳江河,原名江河,著名朦胧派诗人。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3年至1984年间,他创作了长诗《悬棺》。其代表作有《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最后的幻象》、《椅中人的倾听与交谈》、《咖啡馆》、《雪》等。著有诗集《透过词语的玻璃》、《谁去谁留》、《事物的眼泪》,评论集《站在虚构这边》,其写作理念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坛有较大的影响,现居北京,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

格非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又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的写作者。“他的写作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从小说家、文体学家、先锋作家向成熟作家的写作转型,在中国只有少数几个人完成了这个转型。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写作意义上的小说家。”欧阳江河说。

戴锦华,无论从启蒙的意义上还是从成熟的意义上讲,是中国最重要的导师型的思想家,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电影、电影史,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以及女性主义、女性文学等,也有涉及哲学领域的写作,现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导。

出生于1975年的柴春芽做过摄影记者,也是文字记者,被台湾文坛誉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师”,也从事影像创作,最近拍的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刚刚在温哥华国际影展获得特别提名奖。

欧阳江河补充说,还应该有媒体写作的领域。“尽管我对媒体意识形态有所警惕,但是媒体写作是我们当代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类型的写作,按照我所喜欢的诗人的说法,历史是永久的新闻,说明新闻写作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文明

“文学除了有跟现实做直接的反映和呈现的这样一种使命和功能之外,它肯定还有自己的一个历史。所以有我们称之为文学性的问题。”——欧阳江河

文明的嫁接是人们一直进行的过程,这个嫁接的过程中人们不断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认识自我,同时塑造自我的人格和民族人格。

柴春芽坦言,自己到了30岁开始了全新的思考。“我在想,我这多少年来的阅读,对西方文学、西方哲学的阅读,很多的价值观我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判断我的行为,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环保主义者等等,这些东西又不是中国文化里面所具备的,这时候我还是个中国人吗?”所以到了30岁那年,他希望完全进入另外一个环境,去了西藏。“当然这时候也是因为有另外一些影响,比如我那时候比较系统的阅读俄罗斯文学,从列夫·托尔斯泰开始,我读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我们后来以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其实是超现实主义作家。”

“在这样一个提问题的时代,敢于从答案的角度来理解人生和世界是非常非常需要勇气的。”欧阳江河说。“文学除了承担媒体和新闻的功能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文学自身的使命和功能?杜甫在反对安史之乱的时候,在国家破碎的情况下,依然写出了那些优美的诗篇。所以这不仅仅是反不反映现实的问题,他也反映现实,同时还有一个文学本身的功能、成就和历史。我们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去问问题?就是文学性的问题。”

启迪

“作家就是观察者,当然这个观察者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去观察的,需要有一定的训练,要有足够的敏感性,需要有一定的聪明。当然,也需要有学识。”——格非

而格非将他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带到他的观察、他的阅读和他的思考中,他的观察、写作和作为一个生活者,一个经验意义上的、行动意义上的存在者来说,中间就有了一些间距,但是又浑然一体。

格非回忆说,有一年自己在华东师大工作,有一段时间对前途、对社会、对方方面面感到非常绝望,整天唉声叹气。“我们导师每次看到我都忧心忡忡,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怎么眉头紧锁?后来他实在忍不住,有一天问我为什么烦恼?先生问我,我也只能坦率交代。我跟他说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社会怎么样。讲完以后我们导师说,‘你不应该悲观,你在大学里教书,你要知道你周围还有学生,你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你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当你在影响别人的时候你是合法的,你注意到了没有?’他说,‘你在学校里教书你都觉得绝望,你可以影响你周围的人啊?首先你影响你的老婆、儿子,当你们这个家变得比较文明了,每个家都变得文明了,社会自然就文明了’。”格非说。

在格非看来,作家就是观察者。“当然这个观察者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去观察的,需要有一定的训练,要有足够的敏感性,需要有一定的聪明。当然,也需要有学识。你天然以为你就是知识分子,你在大学当个教授,你就觉得怎么着?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趣味,然后以此沾沾自喜?实际上我觉得最关心的问题不在于你挣钱多少,你是哪个阶层,所有人都有写作的权利。”格非说,“但是问题不在这儿,不在于说你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而是你对于现实有没有观察,这是区别好的文学和不好的文学的重要关键。”格非以门罗的作品为例剖析说:“看了门罗两本书后我大吃一惊。我不太喜欢她描述句子的方面,但是她特别好,特别关注邻居,小镇上父亲和女儿、母亲和女儿,和孩子、朋友的关系。她的视野很狭窄,她就关心这么一批人,但是她写得非常深入。如果把她的作品读懂了,对世界非常现实的部分就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门罗是不是一个好作家我不知道,但是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观察者,她观察到了这个社会里面非常重要的,或者非常隐秘的部分。当然作家需要有眼光。”

反思

“确实有一种东西叫知识分子写作,但是不意味着有知识的人写作的东西就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意味着一种社会关怀。”——戴锦华

“知识并不跟知识分子相关,我经常反复强调这件事,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是一种社会身份,知识分子跟你有多少知识没关系,知识分子只跟社会功能位置相关。知识分子是什么?知识分子是站在弱势者一边,站在正义者一边,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对抗强者。你出而做这件事,那一刻你是知识分子,你退到书斋当中读书,你就是个读书人。”戴锦华说。

她表示,自己一直拒绝两件事,一个是自恋,一个是悲情。“我赶快反省,我是不是自恋了?我是不是放大了我们这种一己的体验,或者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点点特殊。但是很认真的思考之后觉得,我们生逢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折点,就是全球化。到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必须有一点世界视野和人类情怀,当年有一点矫情的诗句今天都变成了真实,就是你不要问那丧钟是为谁而鸣的,它是为你而鸣的。每一次丧钟的敲响都是人类的死亡,都是人类的离丧,每一根树枝折断的时候都是大树在受损。”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技术突破也许正在整体改写着人类。“胶片的死亡是不是意味着电影的死亡?是不是一种全新的电影——后电影时代的到来,一种全新的东西正在取代它,全新的东西是什么?对于文学、对于我们这些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也许是书籍的死亡,也许是纸的死亡,也许是文字和它的介质之间这种关联的彻底改变。今天人们有网络写字、网络阅读、微小说、微电影,我先不说微小说、微电影80%以上都是广告,大家一定在手机,在微信上面看到非常美的在街头唱《欢乐颂》的微电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是银行广告?或者那个极端美妙的舞蹈的微电影,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后出现了一行字,“Just do it。”这是耐克的广告。当这样即时的、短平快的、数码媒介的、不再具有任何物质的硬体的文化,正在成为我们文化主导的时候,我们必须问自己,今天写作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还能用什么方式写作。”她说,“我们从来没有比今天离科幻小说所狂放想象的世界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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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海亮]

标签:格非 欧阳江河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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